中美轉向敵對性對抗 關係緩和仍存在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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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者傅立民（Chas Freeman）:中美轉向敵對性對抗 關係緩和仍存在阻礙

在美國總統大選臨近之際，處於“敵對性對抗”階段的中美關係將會走向何方？中美關係緩和的阻力有哪些？誰會成為中美關係中的“下一個季辛吉”？美國著名學者、前國防部助理部長、前美國駐華大使館代辦傅立民（Chas Freeman）近日接受《南華早報》專訪，對以上問題進行解讀。我們節譯重要內容，供專業人士參考。

1. 傅立民指出，中美關係已經從良性競爭轉向 “敵對性對抗”階段，這種對抗更多地依賴於限制對手而非自我提升。 傅立民不同意世界可以被簡單地分為美方陣營與中俄伊朝等國的聯盟，他強調這些國家之間並沒有足夠的共同點來構成真正的聯盟。 他認為當前的國際局勢與冷戰時期有顯著區別，全球大多數國家拒絕在中美之間做出明確選擇。

2. 傅立民批評美國對華政策的轉向，指出美方發動的貿易戰和制裁政策是中美關係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時，他認為美國對台政策不僅未能推動兩岸和平，反而加劇了兩岸緊張。 他認為，美國國內的政治危機可能導致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採取軍事行動。 他主張美中兩國應避免因台灣問題導致的軍事衝突，通過政治對話解決分歧，否則將可能導致跨太平洋戰爭，從而造成不可估量的後果。

3. 傅立民還引用鄧小平的話語，就中國如何應對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提出建議。針對“如何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傅立民認為中國不會再保持鄧小平提到的那種低調了，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仍然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 談及中美之間會否出現“下一個季辛吉”，他認為中美沒有理由成為對手，只要有戰略眼光和嫻熟的外交，兩國可以和平過渡到平等互利關係。他也表達了對美國學者、智庫研究人員和政府中的中國問題專家的擔心，認為他們害怕挑戰美國政治階層的傳統無知。

4. 傅立民稱 以色列劫持美國外交政策， “完全無視國際法，以完全不人道的方式”在加沙實施“大規模私刑”。 以色列為美國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使 美國 陷入麻煩。 傅立民認為 以色列的種族清洗戰略現已延伸到加沙的種族滅絕 ， 這一點不可原諒 。

中國為何使美國的決策者感到緊張？

提問：您說美中關係已經從過去的良性競爭轉向敵對的、“非常不良性競爭”的時代。隨著中美關係陷入螺旋式下降，兩國公眾對對方的看法日益強硬，您是否擔心新冷戰正在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美國及其盟友 — — 例如歐洲、日本、韓國，另一側是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我們距離您所描述的災難性的敵意階段還有多遠？

傅立民：競爭（competition）至少可以采取三種形式。競賽（rivalry）是健康的，因為它會刺激參與其中的人提高自己的表現，從而能夠超越對方。敵意（enmity）意味著消滅對手，這是非常危險的，尤其是在核時代。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的是“敵對性對抗”（adversarial antagonism），其中競爭更多地依賴於限制對手而不是自我完善——抑制或逆轉對手的進步，而不是自我進步。美國和中國現在正處於“敵對性對抗”的中期階段。

但我不同意世界可以按照你的問題提出的方式劃分。中國、伊朗和俄羅斯除了反對美國的威脅，以及致力於建立基於《聯合國憲章》原則和國際法規則而非美國霸權的世界秩序之外，沒有什麼共同點。中國是世界強國，俄羅斯是一個大國，伊朗是一個地區大國。美國和英國將這些國家描述為某種“軸心國”，忽略了它們之間的許多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長期與美國結盟的國家外，世界各國幾乎都拒絕在美國、中國或俄羅斯之間做出選擇。 曾經與美國結盟的國家例如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已經不再這樣做了。北約對世界乃至歐洲事務的看法遠非一致。許多之前被美國保護的國家都在對衝可能被拋棄的風險。很少有國家選擇與伊朗結盟，也沒有國家依賴朝鮮。

如今是一個中等強國沒有霸主、堅持自己的路線、拒絕大國征服的時代。這與冷戰完全不同。

提問：作為一位資深的中國通，您在過去十年中對美國對華外交發表了很多批評。您認為華盛頓的決策者應該在多大程度上為中美關係的惡化承擔責任？

傅立民：這兩個國家都無可指責，雙方都犯了錯誤。前國務卿蓬佩奧對中國的謾罵與中國的戰狼外交相匹配，同樣令人反感且適得其反。但“貿易戰”是美國而不是中國發起的，也是美國而不是中國削弱了世界貿易組織。美國堅持對可疑的國家安全問題持續關切，而不是協調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和經濟因素。

中國繼續與其他國家進行市場開放談判，而美國已經擁抱保護主義。美國對華政策現在主要是施加制裁，旨在削弱中國出口和技術進步。

5月4日，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宣布將對中國電動汽車征收的總體關稅提高到100%。白宮最初表示，新關稅將於8月1日生效，但由於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正在研究超過1100條公眾意見，該政策被推遲到9月的某個時間點，8月底將做出最後決定。

提問：中國學者楊潔勉去年表示，美國以自我為中心、“自戀 ”的歷史觀是華盛頓轉向日益對抗中國的核心原因，因為美國希望維持其霸權地位，或至少推遲其衰落的時間。您同意這種觀點嗎？

傅立民：我非常尊重楊博士，並且很遺憾地說我基本上同意他的分析。同理心是外交成功的基礎，而現任美國政府對此卻很陌生。

美國的行動阻礙海峽兩岸和解

提問：您過去曾說過，美國應該減少對台武器銷售，以迫使台灣與大陸談判，而“台灣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既定成功故事，但其保質期似乎已接近尾聲”。去年，您表示美國浪費了1972年創造的台灣與大陸和平和解的機會，同時敦促華盛頓利用其影響力推動台灣接受與北京的談判解決方案。您能否解釋一下這些政策建議背後的理由？

傅立民：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朝鮮衝突和冷戰的遺產。它並不是從 1971-72年美國對中國開放開始的。但《上海公報》和後來的兩次聯合公報的前提是“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美國接受了海峽兩岸達成的所有協議，但尚未解決分歧。我認為，這樣做符合美國、大陸和台灣的利益，但美國的政策、言論和行動反而助長了兩岸和解的阻力。

今年6月，美國總統拜登任內第15次批準對台軍售。

華盛頓的一些人現在以可疑的戰略理由為他們反對中國統一辯護。美國不但沒有讓中方通過政治對話解決分歧，反而採取行動強化台灣對此的抵制。現在，大多數美國人認為這個問題純粹是軍事問題，台北當局也同樣如此對待。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對於所有相關人員來說可能會以悲劇告終，但在不久的將來它不會改變。

提問：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將如何影響中美關係和台灣的未來？您表示，11月大選和1月就職典禮之間的過渡期可能是最危險的時期，因為如果美國再次陷入混亂，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可能會發現挑戰美國的“誘惑”。您建議美國和中國應該怎樣做才能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

傅立民：美國正處於日益嚴重的憲法危機之中，隨著11月5日的選舉和1月20日的新任總統就職的過渡，這場危機將達到頂峰。北京開始相信和平統一已不再可行，結束中國分裂的唯一可行辦法是訴諸武力，他們可能會認為華盛頓的這段混亂時期是采取行動的好時機。所以。在我看來，這將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華盛頓的文官政府可能會在今年年底解體，但美國武裝部隊不會，如果美國人民認為中國對台灣戰爭負有責任，他們也不會不把憤怒指向中國。 （編者注：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曾在例行新聞發布會向記者表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最佳方式，對兩岸同胞和中華民族最有利。我們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我們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這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

如何“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提問：北京承認，由於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不和，以及南海、台灣、香港和烏克蘭等其他地緣政治熱點地區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中國正面臨最具挑戰性的外部環境。您對中國政府如何解決自身形象問題、解決與鄰國的領土爭端、“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有何建議？

傅立民：中國不能再保持鄧小平提到的那種低調了。有時它也無法避免占據領導地位。但它可以而且應該認識到，作為一個大國，它的言論和行動可能會引起包括其鄰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恐懼和欽佩。因此，“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仍然是一個很好的建議。（編者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對西方國家的制裁和蘇東劇變，鄧小平高瞻遠矚，堅持認為外交工作要服從於現代化建設這一根本目標，並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二十四字方針，傅立民此處對其進行了引用。）如果中國被視為一個專橫霸道的國家，就會導致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反對它。（編者注：同為引述鄧小平的話語。 1974年4月，鄧小平副總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大六次會議。發言原文為“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在另一個背景下，已故沙特阿拉伯國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齊茲提出了相關建議：“如果你想被愛，就做一些可愛的事。”中國因成功調解沙特與伊朗的和解而贏得聲譽。中國主張通過外交對話解決國際爭端，為解決其與東南亞國家的爭端提出精心準備的建議將使其受益。

提問：作為最後的“熊貓擁抱者”（panda huggers）”之一，您為促進與中國的接觸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隨著美國對華友好、支持接觸的專家被邊緣化，你認為中美之間是否會出現一個在兩國都享有政治影響力、願意充當北京秘密渠道的“下一個季辛吉”去白宮？

傅立民：我有很多中國朋友，我敬仰中國文化，但我認為改善中美關係不是為了中國，而是為了美國自己國家的利益。英國溫和地應對了其全球霸權被美國奪走的情況，放棄了它無法再維持的特權，同時確保轉型盡可能對它有利。

我相信，中美沒有理由成為對手，只要有戰略眼光和嫻熟的外交，我們也可以和平過渡到平等互利的關係。 我認為其他選擇是可怕的，包括可能發生的跨太平洋戰爭。令人遺憾的是，倡導利用中國不斷增長的財富和實力為美國謀利的做法竟然被嘲笑為“擁抱熊貓”。我想它並不是。

重要的是，我們還要認識到，亨利·季辛吉一開始不僅對中國一無所知，而且像他那個時代的許多歐洲人一樣，蔑視並反對中國。與中國的直接接觸使他成為中國治國之術的崇拜者和受人尊敬的中美關係管理顧問。環境造就了他。未來的情況可能會恢複中美政治精英之間相互尊重的合作，因為雙方都認識到了兩國可以從中受益的多種方式。

提問：您會給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和未來的外交官什麼建議？中國著名美國問題專家王緝思警告說，與美國的中國研究相比，中國的美國研究“太弱”，這可能對中國對美決策產生負面影響。您認為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

傅立民：當我加入美國外交部門時，部分原因是我預見到美國對中國的開放將糾正20世紀60年代不合理的地緣政治格局，並且我希望成為這出戲劇的一部分，哪怕只是作為舞台上的跑龍套角色。

老一輩會說漢語的官員曾受到美國國會煽動者的迫害和國務院裏冷戰分子的恐嚇。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從未在中國生活過，語言能力也很平庸。我擔心，在目前的氛圍下，我們很可能會回到類似的境地，噩夢中的中國取代了現實世界中的中國，我們的學者、智庫研究人員和政府中的中國問題專家害怕挑戰我們政治階層的傳統無知。

王緝思的擔心是有道理的。數以百萬計的在美國留學的中國人可能對我這個有時難以捉摸的國家沒有完全的了解，但他們對中國的看法比在中國留學的寥寥幾千名美國人要清楚得多。我不太同意國務卿布林肯的觀點，但他正確地指出了一個危險，即隨著在中國人中實地工作的美國人越來越少，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也會越來越不符合實際。兩國安全部門的激進行為是阻礙學生相互交流的主要因素。他們亟需受到約束。

傅立民：以色列在加沙實施的種族滅絕不可原諒

提問：傅立民大使，連批評您的人都高度評價您“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語言能力”。但您也為您在一些話題上的逆向觀點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這些話題主要涉及中國和以色列，這可能讓你失去了一些很好的職業機會，包括15年前的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你有什麼遺憾嗎？

傅立民：我不喜歡以色列遊說團體對我進行的政治搶劫（political mugging）。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上，我長期以來一直處於拒絕向“醉酒者提供汽車鑰匙”的立場，試圖避免助長以色列的自我毀滅行為。這種行為現在已成為一個公然的全球醜聞，使以色列成為一個“賤民”（pariah）國家。美國繼續推行這種行為對美國的聲譽造成了巨大損害。

當我被任命為國家情報委員會（NIC）成員時，我的批評者指責我是“現實主義者”。我按照我所看到的方式描述事物，而不是按照我們的政治精英或有影響力的利益集團希望的那樣，而且我長期以來一直拒絕告訴有權勢的人他們想聽的話。我無法為國家情報委員會和美國情報界做我被招募去做的事情。在以色列遊說團體或反華理論家不斷攻擊的情況下，我不能指望提高美國情報分析的可信度或效率。我沒有尋求提供給我的職位，也非常不願意接受，只有當我被告知我的國家要求我重返公職時，我才這樣做。我不會在這個職位上待太久。在我看來，以色列遊說團體說服我撤回接受職位，這無意中幫了我一個忙。

提問：作為前駐沙特阿拉伯大使和長期批評以色列的人，您一直批評美國強大的以色列遊說團體以及美國對以色列的政策，您說美國“將以色列的敵人視為我們自己的敵人”，從而導致阿拉伯人“將美國人與以色列視為敵人”。您曾表示，以色列因“反伊朗偏執”（anti-Iran paranoia）而劫持美國外交政策，並稱以色列“完全無視國際法，以完全不人道的方式”在加沙實施“大規模私刑”。以色列為美國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讓我們陷入麻煩”。你的觀點被許多人批評為不平衡並且對以色列有偏見。您對批評有何回應？

傅立民：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我一開始是對以色列的崇拜者。隨後，對被俘虜的阿拉伯人口的種族主義、好戰和不人道的直接體驗改變了我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好感。我之前一直相信“以色列的生存權”，直到我意識到這意味著約旦河和地中海之間的其他人無權生存。以色列的種族清洗戰略現已延伸到加沙的種族滅絕。即使我自己的國家沒有資助它並為其開脫，我也會反對這一點，事實確實如此。這是不可原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