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歷史

arco

一.地理、人口、地名溯源與宋、元、明、荷治、鄭治時期

地理

台灣本島南北縱長約三百九十五公里，東西寬度最大約一百四十四公里，面積三點六萬平方公里左右，環島海岸線長約一千一百五十公里。島上七成左右為山地和丘陵，平原主要集中於西部沿海。

台灣距福建海岸的平均距離約二百公里。台灣海峽最窄處為台灣側的新竹南寮漁港到福建側的平潭島，兩地間直線距離約一百三十公里。

今天，中華民國的控制區域包括台灣本島與附屬的二十二座小島、台灣海峽中澎湖列島的九十座島嶼以及金門、馬祖和南沙群島中的最大島嶼太平島等。

人口

台灣現有人口二千三百四十餘萬，其中超過七成集中於西部的五大都會區，以行政中心台北為核心的台北都會區居住人口最多，約有七千萬人。台灣人口分漢族和原住民族兩大族群。至遲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五萬～一萬年前），台灣就已有人類居住。在台灣生存已有八千年之久的原住民族由幾十個屬於南島（Austronesia）民族的部族組成，其中中華民國認定的有阿美、排灣、泰雅、布農、卑南、魯凱、賽夏克、鄒、達悟、邵、噶瑪蘭、太魯閣、撒奇萊雅、賽德克、拉阿魯哇和卡那卡那富十六族，台灣地方政府認定的有西拉雅、大武壟和馬卡道三族，另外還有二十多個尚未被識別和認定的族群。原住民族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前居於主體民族的地位，不過目前僅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點四左右。漢族依民係及移民年代的不同而分為閩南（河洛）、客家與外省族群，其中閩南裔為台灣最大的族群。外省人是指一九四七—一九五0年代初期跟隨中華民國政府赴台的移民及其後代。台灣還有一批新住民，他們是以跨國通婚或其他原因歸化台灣而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人士。

地名溯源

台灣的名稱來自於南台灣原住民西拉雅族的Tayouan/Tavoan，意為“交會之地”或“濱海之地”，又一說為源於大武壟族的Taiouwang。來墾的閩南人將之譯寫為漢字“大員”、“大苑”、“台員”、“大灣”或“台窩灣”等。荷治時期台灣被稱作“大員”，明鄭將台灣稱為“東都”（鄭成功時代）或“東寧”（鄭經時代）。納入大清版圖以後，清朝改以“台灣”設置台灣府，“台灣”遂成為此島的稱呼。日本古代曾稱台灣為“高砂”、“高砂國”或“高山國”。中國官方的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中把台灣的原住民統稱為“高山族”，顯然是受日本人的影響（其實日本人把台灣的原住民族群以居住環境的不同而分為兩大類：高山族和平浦族）。

台灣在西方曾被稱作Formosa（福爾摩薩，意為“美麗”），源自葡萄牙語裏的Ilha
Formosa（“美麗島”）。

宋、元、明時期

十世紀時的宋朝，漢人開始在距台灣本島約四十五公里的澎湖列島開墾定居。一一七一年，南宋正式把澎湖劃歸福建路晉江縣。趙汝適在一二二五年所著的《諸蕃誌》裏提到“泉有海島，曰澎湖群島，隸晉江縣”。不過因漢人與原住民部落格格不入，以及原住民的貿易資源對漢人缺乏吸引力，雙方少有互動，僅有少數漢族漁民與原住民從事物物交易，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十六世紀。

一二八一年，元軍東征日本，因颱風等原因失敗，迂回琉球國，途經澎湖，劃澎湖於福建泉州路，設澎湖巡檢司，企圖以澎湖為跳板，再次奪取琉球國，進而征服日本。澎湖巡檢司是澎湖列島的首次行政區劃。明朝仍依前例於澎湖設置該官署，直至一三八四年因實施封海政策而將之廢除。

一五六三年，鑒於包括倭寇在內的海盜在東南沿海一帶大肆劫掠，遇到官兵追擊就逃至澎湖然後遠避台灣的情況，朝廷遂複設澎湖巡檢司。

在同一時期，葡萄牙人抵達了東亞與台灣一帶，但是他們與台灣的關係僅止於用鴉片等交換一些原住民族的物品，沒有殖民的企圖。

約在一六一七年，明朝水師軍官趙秉鑒意圖謀反，以台灣為根據地，於赤崁（今台南中西區）首次構築城寨。一六二四年，武裝海商顏思齊在魍港（今嘉義縣布袋鎮一帶）設立十寨作為據點。

荷治（一六二四－一六六二年）與鄭治（一六六一－一六八三年）時期

一六二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試圖將澎湖建成貿易前哨站，但被明將沈有容擊退。一六二四年，占領澎湖的荷蘭人與明軍簽約，放棄其在澎湖的經營，轉而登陸台灣南部。荷蘭人首先在北汕尾（今台南四草）建立簡易商館，同年於一鯤鯓（今台南安平）建設行政中心熱蘭遮（Zeelandia）城（今安平古堡）。為了增加米、糖等農作物的產量，荷蘭人開始招募福建沿海一帶的居民遷往台灣開墾，其中許多人因此定居於台灣。

自一六二六年至一六四二年，台灣北部為西班牙所占領。西班牙人在台灣北部的雞籠（今基隆）與社寮島（今和平島）築城，之後又占領了蛤仔難（今宜蘭），並在滬尾（今淡水）興建聖多明哥（San Domingo）城（今紅毛城原址附近）。

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在台灣爭權奪利，前者於一六四二年攻占了西班牙所據的雞籠地區，趕走了統治當地十六年的西班牙人。

荷蘭殖民政權是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有係統的統治機構，是大明、日本、朝鮮半島與南洋之間貿易的樞紐。

一六二九年，西拉雅族和大武壟族原住民因不滿東荷蘭公司占用大量土地，又與其敵對村社結盟，趁荷軍前往掃蕩漢人海盜未果，返回大員（今台南一帶）渡溪之際發動突襲，殺死了六十三個荷蘭士兵。

一六五二年，以鄭芝龍舊部郭懷一為首的漢族移民，因為甘蔗業衰退而謀生困難，加之不滿荷蘭東印度公司當局新徵的苛捐雜稅，起事反抗，那次共有四、五千個漢人參與，約為當時台灣漢人人口的四分之一。雖然郭懷一部眾在人數上占有優勢，但大部分只有鐮刀作武器，不敵荷軍的火槍，加之荷軍又有台灣原住民的協助，遂被鎮壓。這次事件歷經十二天結束，據說共有二千漢人被殺。反抗平息之後，荷蘭人於府城（今台南中西區）興建商業中心普羅民遮（Provintia）城（今台南赤崁樓）以加強維穩。

鄭芝龍是壟斷福建與日本之間走私生意的海盜大梟，後去日本經商，娶日本田川氏為妻。其子鄭成功一六二四年出生於日本九州平戶，小時隨母親生活。一六二八年鄭芝龍受明廷招撫，官至都督同知。鄭成功六歲時被父親接到福建泉州南安縣安平鎮老家，田川氏因為江戶幕府禁止日本人出國而無法隨行。鄭成功稍長後被送往金陵求學，並成為監生。一六四五年，鄭芝龍走後門取得幕府特許，將田川氏接到福建與鄭成功團聚。一六四四年明亡後，鄭芝龍被南明弘光政權封為南安伯。次年弘光政權滅亡，繼之以隆武政權，鄭芝龍又被封平國公，把持軍政大權。一六四六年清軍入閩，攻陷安平，鄭芝龍降清，後被軟禁於北京，在一六六一年被殺。田川氏為免遭清軍淩辱，自縊而死，享年四十五歲。黃宗羲的《賜姓始末》載：“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殮。”鄭成功餘生矢誌抗清，與其母之死有莫大的關係。他仰賴沿海地區的稅款以及與日商的貿易，率領其父舊部和宗族在東南沿海與清軍對抗，成為南明的主要軍事領導人之一。一六五五年，鄭成功受明昭宗敕封為延平王（因為他曾被賜姓“朱”，還被稱為“國姓爺”。朝廷視其為日本人，所以不必忌諱）。

自一六五七年起，鄭成功三伐江浙，九征閩粵，均遭清軍擊退，僅得憑借海戰優勢固守廈門和金門一帶。清朝重申海禁、斷絕沿海居民對其接濟之後，鄭成功決定進攻台灣以解決軍糧問題，為此他於一六六一年二月率軍約二萬五千人橫渡台灣海峽，在海上和陸地連續擊敗荷軍。一六六二年一月，鄭成功強攻熱蘭遮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台灣長官揆一（F.Coyett）與評議會反複商討後，決定放棄抵抗，繳械投降。二月，雙方達成協議，交換俘虜，荷軍攜帶私人錢財撤離台灣，由此終結了荷蘭對台灣三十八年的統治。

戀鄉的鄭成功將熱蘭遮城改稱安平城，改赤崁為東都明京，建立了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次年六月，鄭成功因急病去世。

鄭成功之子鄭經在廈門起兵，打敗其叔父鄭襲，回到台南繼位，一六六四年改東都為東寧。

英國東印度公司曾與明鄭簽訂通商條約，取得了在台設立商館的許可。

明鄭建立了完整的政府體制，撫土民、通商販、興學校、進人才、設孔廟、行科舉，一時境內大治。

鄭經死前，原打算傳位於長子鄭克臧，但權臣馮錫範和劉國軒發動政變，殺了鄭克臧，幼子鄭克塽繼位。  

一六八三年，明鄭水師在澎湖海戰中被施琅等所率清軍水師打敗，鄭克塽被迫投降。清廷於一六八四年四月設立了台灣府，歸福建省管理，下又轄台灣（今台南周圍地區）、諸羅（今嘉義周圍地區）和鳳山（今高雄周圍地區）三縣。

鄭氏三代統治從一六六二年起至一六八三年降清為止，共二十二年。

台灣中部的原住民部族在十七世紀曾建立過一個跨部落的王國，即後世所稱的大肚王國。大肚王國由原住民部族的二十七個村社組成（後來只剩下十五～十八個村社），共主稱為“大肚王”。在鼎盛時期，大肚王國的疆域南至今之鹿港、北至今之桃園，後期則僅限於大肚溪流域一帶。該王國在一六四四年向入侵的荷蘭人降服。一六四五年四月，荷蘭人召開南部地方會議，“大肚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訂約，大肚王國因此失去了部分主權，維持著半獨立狀態。大肚王國從未歸順過明鄭。一六六二年明鄭統治台灣後實施“兵農合一”政策，派遣軍隊分赴各地屯墾，侵害了原住民部族的利益，導致明鄭和大肚王國發生過數次武裝衝突。

二.清治（一六八三－一八九五年）時期

清廷在統治台灣之初采取消極治台政策。一六八四年暫時取消海禁期間曾有過一波赴台移民潮，不久康熙帝依施琅的建議再次實施海禁，並頒布嚴格限制漢人渡台的“渡台禁令”，先是以“惠潮之民多與鄭氏相通”（粵東人屢次幫助鄭軍對抗清軍）為由將數萬在荷西時期居住在台灣的粵東人強制遣返內地原籍，又嚴格限制內地人攜家眷赴台。不過沿海省份仍有不少人冒險偷渡，在台灣西部各處落腳定居。漢人在拓殖台灣西部的過程中，不斷擠壓原住民的生存空間，後來又慢慢開始向台灣的東部開墾。一七一九年，施世榜在二水（今彰化東南）一帶興建水圳（水渠），引濁水溪灌溉，成為早期台灣最大的水利工程。一七二0年起成立了“府城（今台南中西區）三郊”產商合一組織，大大促進了外銷，外銷增加又刺激了米、糖等農業產量的增加，奠定了府城成為文化商業重鎮的基礎。

由於初期清廷派來的官吏素質良莠不齊，加上官民之間語言的隔閡，以及清廷對台灣民眾的高壓政策等，導致武裝起義或騷擾事件不斷發生，朱一貴案、林爽文案及戴潮春案被稱為清治台灣的三大“叛亂案”（朱案：一七二一年，鳳山縣官府巧立名目，橫徵暴斂，農民不堪其苦。朱一貴原以養鴨為業，他偽稱明太祖後裔，舉事造反，號召“反清複明”，一度攻破府城，於府城大天後宮登基。後叛軍內部分裂，在清軍的進剿之下，屢戰屢敗，朱被俘後押解北京淩遲處死。林案：林爽文是彰化天地會的首領，一七八七年一月台灣府知府孫景燧取締天地會，林大怒，攻擊官府，豎旗反抗，自稱“盟主大元帥”，未幾攻下彰化，殺死孫景燧。清廷調粵、浙、贛、桂、黔、湘和鄂等省軍隊赴台征討。一七八八年二月，林兵敗被捕，在北京被淩遲處死。乾隆把平定林爽文民變列為他的“十大武功”之一。戴案：自一八六二年四月起事至一八六五年五月平定，歷時三年多，戴案是清代台灣三大民變中持續時間最久者。事件起因又是官府鎮壓天地會。民變涉及台灣整個中部與部分北部地區，與事者包括各地土豪。戴原是彰化一帶的地主和天地會的首領之一，本無意造反，被部眾逼上梁山。當時清廷與太平天國鏖戰正急，一時無力東顧，僅能依靠霧峰（今台中霧峰區）林家（與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鹿港辜家和高雄陳家並列為台灣五大家族）等土豪鄉勇勢力與之抗衡，此後雙方長期相持不下。戴偽造符印，封官許願，安撫百姓，儼然自成一國。後來戰情逐漸變得對清廷有利。一八六五年一月，戴向清廷投降，終被斬殺）。

一七三一年年末，因清廷官吏指派勞役過繁，原住民部族在大甲一帶的大甲西社群起武裝抗官，燒毀了台灣府淡水撫民同知衙門，殺傷衙役兵丁數人。事發之初，時任台灣鎮總兵呂瑞麟正在北台灣視察，聞變趕回貓盂（今苗栗縣苑里鎮），被原住民圍困，隨後呂瑞麟逃入彰化縣治，並徵兵圍剿，結果仍未平複。

一七三二年八月，負責徵討大甲西社亂事的福建分巡台灣道倪象愷的劉姓表親邀功心切，將大肚社（今台中市大肚區）五名前來幫助官府運糧的“良番”（歸化的原住民）斬首，謊稱那五人是大甲西社的“作亂生番”，此事引起已歸化的原住民的憤怒，湧進彰化城抗議，官府卻胡亂敷衍，更加引起大肚社原住民的不滿，他們聯合原大肚王國各成員部落兩千餘人圍攻彰化城，焚燒附近數十里民房，漢人百姓也受池魚之殃而逃散。

事件擴大後，其他各原住民番社群起響應，原大肚王國領域內的山穀平原都陷於動蕩之中。這是清治時期原住民武力反抗事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

當時署理福建總督的郝玉麟先後從大陸徵調了官兵六千多名赴台征討，並派台灣總兵王郡前往督征。清軍采用“以番制番”的政策，使各敵對部落互相攻擊。十月中旬以後，清軍兵分七路，先後攻克各反抗軍據點，各部落被迫投降。事件歷經七個月，十三名領頭人依清律被判決斬決梟示。

亂平之後，各族民眾陸續逃離原居地，遷往埔里（今南投縣北部）一帶。參與的番社勢力大幅衰退，大肚王國終告徹底瓦解。

一七二四年，台灣增設一縣（彰化）、二廳（淡水、澎湖），清廷並降旨準廣東人移民台灣。一七三二年，清廷首度開放憑證攜眷渡台。乾隆年間廢止了官員不可攜眷的規定，後期又進一步更改渡台措施，百姓不需憑證就可舉家遷徙入台。此時台灣移民以漳州人和泉州人居多，客家人居次。

一七八四年清廷辟鹿港為新港口，鹿港開始成為台灣中北部政治、文化和經濟的重鎮，與其他兩大貿易港合稱“一府（台南）二鹿（鹿港）三艋舺（萬華（今台北市西部））”。

由於先來後到而產生的土地與水源分配的衝突，台灣的漢人族群間經常發生械鬥。同時，漢人不斷侵占平埔原住民的土地，迫使平埔原住民逐步漢化或移往高山接受山地原住民的庇護。對於此現象，清廷官衙無法遏止，某些地方官甚至故意漠視泉（州）漳（州）之間、粵閩之間、客閩之間的族群分化與爭鬥，以求收“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之效，削弱潛在的叛亂力量。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列強逐漸由海路進逼。一八四二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艦隊數度出現在台灣外海，覬覦北部的基隆港與西海岸中部的梧棲港。一八六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廷被迫開放部分台灣港口（雞籠、淡水、安平（今億載金城）和打狗（今高雄））對外通商。

1871年12月30日，馬偕抵達台灣打狗（高雄）

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以八瑤灣（今九棚灣）事件（一八七一年琉球宮古島漁民在台灣遭原住民搶劫殺害，即“牡丹社事件”）為由出兵恒春半島。清廷官員對日本人表示，台灣原住民“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十月，大清與日本簽訂“北京專約”，明確聲明“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清朝並支付了日本五十萬兩銀子作為賠償。雙方同時確認台灣屬於大清，而宮古島屬於日本。

清廷在日軍出兵台灣後的五月底，也派遣欽差大臣沈葆楨赴台，主持台灣海防。沈葆楨在安平、旗後（今威震天南）等地修建炮台以及開辟八通關古道等加強後山（即台灣中央山脈以東地區，常用來指稱花蓮和台東兩縣）的防禦，並革新台灣行政。一八七五年二月，清廷根據沈葆楨的提議正式廢止了“渡台禁令”，因此攜眷渡台的漢人大幅增加。沈葆楨的繼任者福建省巡撫丁日昌蕭規曹隨，推行革新，任內設置招墾局，鼓勵閩粵居民來台開墾，並開辦礦業，以機器開采雞籠煤礦，還架設了當時台灣的第一條電報線。

一八八四年，清廷與法國因越南爆發中法戰爭，法軍出兵澎湖列島及台灣北部，劉銘傳受命前往台灣，多次擊敗法軍登台的計劃，在滬尾大捷中使法軍最終放棄登台。一八八五年，清廷將台灣從福建分離出去升格設立台灣省，由劉銘傳兼任台灣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在台灣進一步加強防禦措施，整理軍備，同時建設了許多基礎設施。在他督台期間，開通了從基隆到新竹一百公里長的台灣的第一條鐵路，建立了電報局、煤務局和鐵路局等一係列管理機構，成立了西學堂和電報學堂等教育機構。

一八八八年，兼任福建巡撫與台灣巡撫兩職的劉銘傳決定開拓財源，解決台灣過度仰賴福建財政的問題。他計劃清理全台的田賦帳冊，以統一的稅率取代過去複雜混亂的舊有田稅，同時丈量全台的農田，以查清過去隱匿未報官府的開墾田地。

一開始丈量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台灣北部的土地很快就丈量完了，但在台灣中部展開丈量時，彰化縣知縣李嘉棠所派的官員測量草率，並且趁機大肆勒索，因此人民憤憤不平。李嘉棠強迫縣民領取錯誤的丈單，而縣民本來就對丈量工作十分抗拒，去領丈單的人很少。李嘉棠就把兩名死刑犯釘死帶到西螺和北鬥遊街以威嚇鄉民。鹿港與各地士紳連名攔路申訴，但官府虛與委蛇。

一八八八年十月五日，浸水莊的富農施九緞在鄉親的懇請下，出面主持公道，率領數百人喊著“索焚帳單”的口號，插著“官激民變”的大旗前往縣城。施九緞的口號鮮明，且嚴禁群眾半路打劫，因此加入的群眾越來越多，到達縣城時已有數千人。城內的李嘉棠驚恐萬分，他緊鎖縣城，並發電報下令各鄉團派兩百人前來支援，但發報時錯打成“兩人”，加上通往縣城的道路都被群眾封鎖，因此一時無人支援。不久圍城民眾剪斷電報線，全城與外界失去了聯係。

十月六日，有清兵從嘉義趕赴彰化，但是在途中遭到襲擊，死傷十餘人。

十月七日和八日，李嘉棠一方面請地方鄉紳協助與圍城民眾談判，一方面開義倉救濟饑民，博取城內居民的好感。而城外民眾仍堅持攻城，因清軍死守被擊退。

十月十日，霧峰林家的第六代林朝棟率領清軍（著名的棟軍）並新招募的部隊一千八百人抵達城外，城內清軍趁勢開城出戰，在內外夾擊之下，圍城群眾潰敗。之後，林朝棟指揮旗下陸續擊潰各地起事群眾，而布政使沈應奎則招安各地，並查詢民變緣由。

事件平定後，李嘉棠因丈量不公、激發民變而被革職查辦。民變參與者因林朝棟等人提議從寬處理，故僅為首數人被官府捕殺。事件的首領施九緞為民眾所掩護，自始至終未被官府捕獲。施九緞事件是台灣建省以來規模最大的民變事件。

施九緞事件意味著劉銘傳在台灣中部的土地丈量工作以失敗告終，整個計劃被迫停止。台灣省財政照舊吃緊，在台的新政也在不久之後隨著劉銘傳的離職而結束。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唐景崧就任台灣巡撫。

清廷在甲午戰爭的失敗，加上日軍一八九五年三月占領了澎湖，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和澎湖之主權割讓給了日本。

台灣清治時期始於清將施琅於一六八三年攻占台灣，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後割讓給日本帝國，雖然清廷從未全面統治過台灣，但名義上統治了台灣計二百十二年。

eric955168

台灣自17世紀的大航海時代開始，其戰略地位就非常重要，並非冷戰開始時才凸顯重要性

而歐美以及日本無不覬覦台灣，台灣也經歷幾個國家的統治

arco

三.日治時期（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

台灣民主國

台灣日治時期自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於台北城舉行“始政式”起，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投降止，計五十年有餘。

國人說起“馬關條約”，總是對“割地賠款”耿耿於懷，卻常常忽略了當時台灣的兩百五十萬同胞的不幸遭遇。而“馬關條約”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台灣人。“馬關條約”十一條中的第五條規定：“本約批準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準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本來就是因為故土貧困才不得不離鄉背井外出謀生的人，好不容易在異域紮下了根，拖家帶口，財力有限，沒有外援，絕大多數台灣人只得留下當亡國奴，當“日本臣民”。

“馬關條約”是李鴻章代表皇帝在一八九五年四月簽署的。皇帝拋棄了他的子民，但是台灣島實際上是日本人以武力奪取的。台灣人曾拼命地武裝保衛家園。

台灣本地的官員士紳如丘逢甲等拒絕向日本屈服，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他們在台北城成立了台灣民主國，年號永清（永遠的大清），以藍地黃虎圖案的“黃虎旗”作國旗，推舉了清廷末代台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丘逢甲為副總統兼團練使統率義勇軍，原天地會、黑旗軍首領和抗法將領劉永福任大將軍。這個“國”首創了台獨的濫觴。它還有些民主口號，如“開設議院作為立法機關，製定律令章程，公舉議員”等，不過普通百姓根本不明白那些個“民主”“議院”和“議員”等是什麼玩意兒。

日軍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登陸澳底（今新北市貢寮區三貂角附近），很快就遭到了台灣民主國的正規軍和義軍的抵抗，史稱的乙未戰爭（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八日）由是爆發。乙未戰爭是發生在台灣地域最廣、時間最長、參與人數最多、死傷最嚴重、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不過丘逢甲在當天就臨危脫逃了，他在離台前賦詩曰：“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六月四日傍晚，立國剛滿一周餘，顯然從來就無意與台灣人同命運共生死的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也喬裝成老婦，棄職帶著銀兩逃出台北。他搭德國運煤船從淡水在兩天後逃到了廈門。

六月二十六日，劉永福在台南繼任台灣民主國總統，設總統府於大天後宮。

日方在乙未戰爭中先後投入了包括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明治天皇的族弟伏見宮貞愛親王率領的混成第四旅團和乃木希典陸軍大將率領的第二師團等的五萬餘兵力（另加傭役軍夫二萬七千餘人），而台灣抵抗力量有正規軍三萬三千餘名以及民兵十萬名，其中尤以客家人作戰最為慓悍，抵抗最為激烈。日軍有備而來，武器裝備有極大的優勢，台灣反抗軍終究不敵。日軍登陸澳底後，六月七日轉進台北，六月二十四日占領新竹，八月二十八日攻陷彰化，十月二十一日攻入台南，十月二十三日控製全境。據說有一萬四千餘名台灣兵在乙未戰爭中戰死。

十月二十日，劉永福率二十名隨從逃出台南，在二十三日抵達廈門。

有些台商如鹿港辜家始祖的辜顯榮，為保全自身性命財產而選擇與日軍合作，甚至替日軍開路當間諜幫助剿殺台灣反抗力量，也有不少地方仕紳如苗栗吳湯興等選擇與日軍殊死戰鬥（吳湯興陣亡後，其妻黃賢妹投水自盡，被旁人救回，之後仍絕食而死）。

在乙未戰爭中，日軍死亡約八千五百人，不過戰死者僅三百五十四人，其餘多為水土不服，患霍亂、瘧疾和痢疾等而死。

台灣人的持續抵抗

台灣人在乙未戰爭後的武裝抗日斷斷續續堅持了二十年，其中大者有客家人羅福星主事的苗栗事件（羅福星是同盟會會員，他曾率領在印尼爪哇（Jawa）募集的兩千多名華裔民兵回廣東參加黃花崗之役。到台灣以後，羅福星往來於台北及苗栗之間，招兵買馬，走私武器，以“驅逐日人，收複台灣”為口號，密謀舉事。一九一三年九月，新竹的一批槍枝遭竊，警方循線追查，羅福星在各地建立的組織被一一偵破。台灣總督府在苗栗成立臨時法院，對參與者進行審訊，所以史稱苗栗事件。在這次事件中，有二百八十五人被判有期徒刑，以羅福星為首的二十人被送上絞刑台）以及餘清芳領導的西來庵事件（一九0八年，餘清芳在傳播齋教（波斯人創立的摩尼教，也稱明教）的過程中，鼓動信徒反日，又參與台南西來庵的扶乩活動，以民間信仰的王爺神為號召繼續抗日。一九一五年七月，餘發表“大元帥餘告示文”，起事攻擊多處警察廳，襲殺日警及其眷屬，一時陣容擴展至千人以上。一九一五年八月，王萊莊（今台南楠西區）鄉民設宴款待餘，在酒酣耳熱之際將其綁縛送交日軍，餘被處死刑絞死。西來庵事件案有一千九百五十七人被捕，一千四百多人被判處刑罰，其中八百六十六人被判處死刑，這是人類司法史上單一案件處死刑人數的最高紀錄。日本駐台第六任總督安東貞美曾說：“義和團之亂已經是十幾年前清國的事情，為何今日台灣還有此類的暴動？盲從暴動者至少也應該知道，迷信是不能依賴的。這不只是我們統治的失敗，也是教育的失敗。”

台灣的原住民更加堅韌頑強，他們先後發動武裝抗日一百五十餘次，最後一次是以莫那·魯道為首的霧社事件（一九三0年，賽德克族原住民不滿日本當局的統治，由馬赫坡社頭領莫那·魯道率領各部落起事，襲擊由日本建立的樣板聚落霧社，趁霧社小學校舉行運動會之際攻擊日本人，事後遭日軍以飛機、山炮、毒氣等武器強力鎮壓，莫那·魯道飲彈自盡，參與造反的各部落幾遭滅族，數百個族人集體自縊，餘生者被日方強製遷至川中島（今南投縣仁愛鄉的清流部落）集中居住與管理。該事件的爆發震驚了日本政府與國際社會，使台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遭到重大挑戰，並導致時任總督和總務長官等高官引咎去職。台灣名導魏德聖籌備十二年，花費巨資拍攝，在2011年上映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就取材於這一事件）。

台灣抗日世紀交替的綠林好漢——獅虎貓三猛

又稱：「抗日三猛」、「林少貓」、「柯鐵」、「簡大獅」。 抗日三猛是抗日第一期的代表性人物，主要以游擊戰為主， 年代約在西元 1895~1902 年。 乙未抗日期間不斷有抗日新血參與，肇因於日治初期行政風氣與軍紀敗壞，財經政策剝奪臺民既得利益與工作機會，加上漢人的鄉土意識與民族認同，更是推波助瀾。 北部有簡大獅，中部有柯鐵虎，南部則是林少貓，並稱抗日「三猛」，日軍最初採取採大屠殺鎮壓，如西元 1896 年鎮壓柯鐵虎，造成雲林大屠殺，但反抗勢力反而愈大。 抗日義民多採游擊戰，乃木希典採取「三段警備制」，但效果不彰。兒玉源太郎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改採鎮壓與誘降兼施，以「壯丁團」圍堵，成效顯著。 辜顯榮勸降柯鐵虎，高雄紳商陳中和勸降林少貓，但其後日方均背棄諾言，柯鐵虎重舉叛旗不久後病死；林少貓歸順後退居後壁林（今高雄市小港區），1902 年日軍突襲並屠殺林少貓等人，被史家稱為「後壁林之役」。

後藤新平及其他

日本從一八九五年起以台灣總督為殖民台灣的最高長官，並設置台灣總督府作為最高統治機關，開始時總督的職務均由軍人擔任。當時日本每年要為台灣倒貼許多錢，以致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一度產生了把台灣賣給法國的想法，不過他的建議遭到了駁回。一八九八年二月，伊藤博文任命陸軍大將兒玉源太郎為台灣第四任總督，並派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一八九八—一九0六年間在任），從此日本采取軟硬兼施的治台政策，以警察和保甲製度管理台灣。

台灣社會走入工業化的基礎有不少是在後藤的督導下初步成型的。

接任民政長官之後，後藤秉持“生物學原則”，開始大規模地進行土地調查、戶口普查以及風俗習慣調查。後藤曾說：“殖民地行政計劃，在目前科學進步之下，必須根據生物學的原則，也就是要發展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警察。如果以上各項能夠完成，我們就可以在生存競爭中獲得保全及勝利。”他的“生物學原則”是：“比目魚的眼睛不能變成鯛魚的眼睛，一種是兩眼長同側的，一種是兩眼長異側的”，即各人種民族都有其獨特的個性、風俗和習慣，必須因勢利導而不能強扭。

一八九八年，後藤頒布了“台灣土地調查令”，設立了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自己擔任局長。後藤對手下再三交代，進行土地測量時要尊重當地人的感情，尊重他們的祖墳。土地調查局將土地重新測量造冊，作為開征地稅的依據。一九0四年土地調查告一段落以後，台灣總督府以公債向大租戶強換農田，使台灣總督府成為台灣最大的地主。這番土地調查發現實際農田是以往已知的一點七倍，這些隱田主要是清政府在台灣采取番漢分治所形成的結果。土地調查不僅成為日本殖民統治與建設的重要基礎，其影響甚至延續到戰後民國政府在台的施政。

後藤非常重視對台灣的民間習俗的調查。一九00年，後藤聘請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岡鬆參太郎主持臨時台灣舊習慣調查會。一九0三年，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織田萬也加入了調查會。織田對調查的對象太龐大太複雜有些氣餒，後藤勉勵他說：“這是為了世界文化，而且只有日本人能做。”

後藤發現台灣的地方仕紳各自為政，自治非常發達。這種自治是一種習慣法，日本統治者先前企圖破壞這個製度，引進新的文明和新的法令，而台灣人根本不聽，難措手足。後藤認為應該恢複舊習慣，總督府只能站在監督者的立場，只有在發現弊害時，才逐漸加以改善，這樣行政就事半功倍。

後藤對台灣的建設始於衛生和醫療的改善。早在一八九五年他受聘擔任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時，就著手規劃仿照日本人居住地的衛生、自來水和下水道等的建設。當時台灣的衛生狀況非常糟糕，甚至被清政府視為“惡疫之地”。當年“牡丹社事件”時，因飽受炎熱的氣候、不堪的衛生條件以及霍亂瘧疾等熱帶疾病之苦，參與行動的日軍與隨軍人員五千九百九十人共報告了一萬六千四百零九件患病紀錄，平均每人患病二點七次多，五百六十一病死者為二十餘戰死者的數十倍。在乙未戰爭中的情況相似。台灣也曾因鼠疫而死了四千五百多人。後藤決定首先在城市裏建設自來水—排水管道設施，以致台灣的一些公共建設比日本本土還要先進，如當時台北的地下水道覆蓋率據亞洲第一。

一八九九年，後藤重新劃定了台灣的行政區域，對重要的都市進行“市區改正”，改變了過去台灣常見的清末閩南風格的鄉鎮風光，使得街道風貌逐漸變為西化或閩南與西洋風格的共存。

日本接收台灣之際，幾乎沒有像樣的道路，村落與村落之間、村落與市鎮之間，多半只有狹隘的小路。在後藤的主持下，台灣修了一點八米寬的道路五千五百公裏、超過一點八米寬的道路二千九百公裏、超過五點四米寬的道路八百公裏、超過七點二米寬的道路八十公裏。

劉銘傳督台期間從一八八七年起花了七年時間鋪設了從基隆到新竹的鐵路，但是質量不佳，橋是木造的，稍為有些轉彎的地方，旅客必須下車一起推火車。日本接收台灣以後，民間成立了台灣鐵路公司，計劃興建台灣縱貫鐵路。後藤上任後，主張鐵路國有，成立了台灣鐵路部，他親自擔任部長，從一八九九年起開始修建縱貫南北的鐵路，一九0九年全線通車，使過去台灣南北需時數日的交通能夠朝發夕至，而且比預定竣工的日期提早了兩年。在台灣林業史上曾經起過重要作用的阿裏山森林鐵路，也是後藤主導興建的。

一八九九年，基隆港開始建設現代化港口，一九0三年竣工。

這些鐵路、道路和港口的建設資金，完全靠在台灣發行公債籌集。一八九九—一九0四年間，台灣總督府發行了第一期公債三千一百四十五萬元台灣銀行劵（日治時期的貨幣），一九0八年發行了第二期公債三千八百九十九萬元。

在產業上，後藤選定了在台灣原本就有基礎的糖業。他大力提倡改良甘蔗品種，改善耕作方法（特別是鼓勵施肥），引進新式的製糖技術、經營模式以及大量資本，促使台灣的糖業迅速發展。

後藤把台灣從大清的硬件水準帶到了日本的硬件水準。

一八九八年八月，後藤頒布了“保甲條例”，把始於明朝末年鄭氏政權時代、清朝初年奠定基礎的保甲製度進一步予以強化。這個條例加強了警察的管理作用，突出了居民之間的連帶責任，使之能夠相互監視、相互告密等。後藤的這個保甲製度對維持台灣的地方社會治安起了很大的作用。

鑒於台灣義民的抗日活動，後藤的策略是讓警察深入民眾，孤立義軍，並且把乃木希典試行過的“土匪招降策”在全台各地推行。後藤在一九0二年曾以謀劃騷動的罪名屠殺了被誘降而來的二百多名“歸順匪徒”。

後藤的民政局還頒布了“匪徒刑罰令”（不問目的是什麼，凡聚眾行使暴行或脅迫者，一概視為匪徒，匪徒首謀處死刑，附從者處無期徒刑。但如果涉及“對抗官吏、軍隊、破壞建築物、船車、橋梁、通訊設施、掠奪財物、強奸婦女”等情節，則不論首從，悉數處死，且未遂犯視同正犯。藏匿匪徒或幫肋匪徒逃脫者，也會被處以有期徒刑）、“罰金及笞刑處分例”和“台灣浮浪者取締規則”等一係列治安律令。

日本很多人主張應該在台灣嚴禁鴉片，而後藤認為應該逐漸禁止，他的理由是：1）日本人不易染上鴉片煙癮，因此只會危害台灣人，不至於危害日本人：2）當時沒有低痛苦的戒癮療法，怕有癮者受不了；3）鴉片專賣收入很高，有助於幫助台灣財政的獨立。後藤的鴉片漸禁政策是：1）鴉片由殖民政府在各地指定鴉片專賣藥店；2）由醫生診斷確定為鴉片中毒者，發給證明，持證明才可買到鴉片；3）對鴉片課以高額稅率。

一八九八年，後藤的民政局於各地設置了蕃童教育所、蕃人公學校、公學校以及小學校等基礎教育機構。其中公學校為台籍學童所設，小學校則限於日籍學童。這種差別除了基礎教育外，也普遍應用於中等教育。至於高等教育，台籍學生就讀的機會很少。

從一九0九年開始，台灣總督府的歲入開始有了剩餘（以後在四十年間增長了二十倍），並逐漸大量上繳日本國庫，其中一個原因是日治當局壟斷了台灣的專賣業及外貿。日治當局從一八九六年起就將食鹽列為政府專賣，一九一四年時，全台的鹽業集中在十家日商手上。台灣盛產樟腦，全世界所需樟腦的五分之四出自台灣，從一九0七年起，日治當局將它交給了三井物產會社專利銷售。還有煙草專賣、酒類專賣等等，全由日本商人壟斷。

一九0八—一九一三年，現代化的打狗港建成。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台灣殖民當局頒布了第二號律令“台灣新聞紙令”，規定辦報刊要繳巨額保證金，還要重新申請許可證。日本殖民當局還引用在日本實行的“新聞紙條例”以及“讒謗律八條”，對媒體實行言論管製，規定對天皇、皇族、官吏有不敬、侮辱、損害名譽者，將處以罰金，甚至判處徒刑。

田健治郎（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年間在任）

一九一九年，日本任命田健治郎為台灣首任文官總督。田健的治台方針為“一視同仁”的同化政策，他希望讓台灣人如日本人一樣效忠天皇。

田健在任內完成了許多改革，如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公布“法律第三號”，即“台灣施行法令相關法律”，取代了先前台灣總督有權頒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的“六三法”（一八九六—一九0六年）和“三一法”（一九0七—一九二一年），使日本本土的法律完全適用於台灣，而台灣總督所製定的律令只具有補充的地位，即只有在台灣有需要，而日本本土沒有相應法律時才采用製定律令的辦法，總督的立法權從而被大大削弱（本法則一直施行到日本戰敗為止）；又如設評議會作為總督府的最高谘詢機關；擴大公共教育係統；減少警察對地方行政的參與；廢止笞刑；廢止小學教師佩戴武士刀；實施日台共學製度（分別於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二年頒布的“台灣教育令”規定台籍學生如具備國語（即日語）能力者，可不必受入學資格的限製，此項命令也適用於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和台日通婚製等等。他進一步大量規劃和建造各項基礎建設，如修建遍布全台的道路橋梁、自來水與下水道、電氣工程、衛生機構、政府廳舍、教育機構和公園綠地等。為了推動“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政策，田健除了大力鼓勵台灣農民種植蔗糖和稻米外，還組織大量開采金、銅、煤、森林和食鹽等台灣自然資源，以供日本工業所需。

arco

台灣新文化運動

隨著日本進入“大正民主”的後期（一九一二—一九二六年），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總統威爾遜（T.Wilson）“民族自決”主張的影響，台灣的知識分子展開了一連串要求製度改革與自治的運動，即“台灣新文化運動”，包括一九二0年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成立新民會、一九二一年林獻堂領導的第一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該運動至一九三四年共請願了十五次。林獻堂是霧峰望族林家當時的大家長之一，在新民會、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組織中都扮演過重要角色。戰後，他因立場與民國政府不合，反對三七五減租等政策，受到來自當局的威脅壓迫而避居日本，在日本過世）、一九二一年蔣渭水創立台灣文化協會（蔣渭水在台灣受日式教育，醫學專科畢業後成為開業醫生。一九一三年，蔣與二三好友曾密謀去北京以傷寒杆菌謀殺袁世凱。他是“台灣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發起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因台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蔣創立台灣民眾黨，該黨爭取地方自治，提倡言論自由，是台灣的第一個現代化政黨。蔣是日本人的眼中釘，前後十幾次被抓，兩次判刑坐牢。他去坐牢時有民眾送行，放鞭炮給他壯聲勢，出監時受到英雄般的歡迎。蔣在四十一歲時死於傷寒病，死後有五千多人冒著大雨給他發喪。他的同誌們將他的文章整理成《蔣渭水全集》，出版前被日治當局查封燒毀，於是社會上盛傳“死渭水嚇破活總督”的笑話）以及一九二三年《台灣民報》的創刊等。

（《台灣民報》前身為一九二0年在日本東京創辦的《台灣青年》及其更名後的《台灣》雜誌，兩者皆為漢、日文各半。一九二三年四月，《台灣民報》創刊，變成純漢文版，原為半月報，一九二三年十月改為旬報，一九二五年七月改為周報，並增設台北支社。一九二七年，《台灣民報》以增加日文版為條件遷入台灣，於該年八月發行遷台後的第一號。一九三0年增資改組後，《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報》合並。一九三二年四月，《台灣新民報》發行日報創刊號，其銷售量一度與島內三大報《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和《台南新報》同為百萬發行量的報紙。

當時台灣的官方語言早就是日語了，中文雖沒被禁止，但受到很大的限製。《台灣新民報》這個唯一的漢、日雙語報紙，不但出版發行要受日本人的監控，報紙的消費者都得小心，買報紙也會被莫名其妙地盯上。逢年過節在報紙上發廣告慶祝一番，居然有用“無名氏”的名義的。

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抬頭，《台灣新民報》所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一九三七年四月，《台灣新民報》漢文欄減半。同年六月，即七七事變前的一個月，《台灣新民報》被迫廢止漢文版。

一九四一年二月，《台灣新民報》改名為《興南新聞》，其言論風格已大不如前。一九四四年四月，日本政府由東京派員來台，將台灣島上較具規模的六家報紙《興南新聞》、《台灣日日新報》（台北）、《台灣新聞》（台中）、《台灣日報》（台南）、《東台灣新聞》（花蓮）和《高雄新報》（高雄）合並為《台灣新報》。

一九四五年十月，《台灣新報》由民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改名為《台灣新生報》。同時，部份原《台灣新民報》社的從業人員，自立門戶創辦了《民報》。不過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以後，《民報》於當年三月被迫停刊，社長林茂生被武裝人員帶走並遇害（林茂生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文學士和美國哥倫比亞（Columbia）大學的哲學博士，曾任台灣大學代理文學院院長。））

治警事件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台灣發生了“治警事件”，即“治安警察法違反檢舉事件”。

蔣渭水（和林獻堂）等人在發動了三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後，深感結社的重要，因而醞釀組織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日，蔣等人向當局正式提出成立同盟會的申請，但是在二月二日結社時立即遭到禁止。他們的活動因此轉移到東京，二月二十一日，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在東京重新成立。

然而台灣總督府以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會員“違反總督府禁止結社命令”為由，於當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警務局的主導下，全台同日大規模搜索、扣押相關人士，逮捕了四十一人。此事件中共有九十九人涉案，其中有十八人被起訴，同時當局封鎖了新聞報道。

一九二四年八月，台灣地方法院法官在一審時判決全體被告無罪，檢察官不服，提出上訴。十月二審，蔣渭水等十三人被判有罪，被告也立即上訴，一九二五年二月三審定讞，法官維持二審宣判。最後蔣等兩人被判四個月徒刑，其餘五人被判三個月徒刑，六人被判罰金一百元。

到了一九二六年進行第七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時，參與的人數已近二千人，幾乎為第一次請願時的十倍。

二林蔗農事件及其他

一九二五年發生了彰化“二林蔗農事件”。

日治當局為操縱台灣的蔗民製定了各種辦法，主要有：1）蔗農所種植的甘蔗只能賣給指定的糖廠，不得越區銷售；2）甘蔗收購價由廠方規定，蔗農不得有異議；3）秤量由廠方進行，蔗農無權參與；4）種植甘蔗所需的肥料需向所屬糖廠購買；5）甘蔗采收由廠方的雇工包幹。

彰化的二林地區甘蔗麵積廣大，因此不只一家糖廠，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的收購價長期比附近的明治製糖株式會社低，而肥料價格卻又比明糖高。一九二四年四月，當地的五百餘蔗農向林糖提出補償要求，林糖在十二月僅作了少許的讓步。一九二五年六月，蔗民成立以李應章醫生為主任的“二林蔗農組合”，向各級政府請願，但都沒有得到善意的回應。同年九月，蔗民舉行大會，決議再向林糖提出交涉。因為糖廠態度強硬，談判破裂，激化了蔗農的憤慨情緒。此時已經接近甘蔗的采收期，於是蔗農組合決定阻止林糖的強行收割。

十月二十一日，林糖派人帶領雇工到二林七處非組合成員的蔗田收割，被組合成員阻止。二十二日早上，林糖及雇工三十多人再次試圖強行收割，組合成員又出麵阻止。糖廠職員和雇工三十多人前往支援，組合蔗農見狀也敲鑼召喚更多人前來，雙方對峙，情勢緊張。警察於是介入。

在對峙中，為了突破僵局，糖廠原料主任矢島抓起一把鐮刀開始收割，並召喚雇工一起動手，警察見狀上前保護矢島。圍觀的組合成員有人拾起蔗節及土塊向矢島扔擲。在衝突中，兩名警察的佩刀被蔗農奪去，警察和糖廠人員被趕走。蔗農見事態嚴重，也紛紛散去。

十月二十三日早上，大批警察包圍了“二林蔗農組合”主任李應章的診所，逮捕了李應章並搜走蔗農組合的文件。警察接著逮捕了九十三人。在二林警察分室拷打時，用刑極為殘酷，導致有人殘廢。之後警察又在各地大規模搜捕，總計逮捕了四百餘人。被捕的人中，許多其實只是當天在場看熱鬧的群眾，既非蔗農組合成員，也沒有參與衝突。日本勞動總同盟十分同情在“二林事件”中被起訴者的處境，派了兩位律師來台協助辯護，文化協會也派了兩名律師幫忙。一九二七年四月，審判終結，共有二十五人被判刑，李應章被判刑八個月。

受此事件的影響，鳳山街、麻豆街等地於同年成立了地方性農民組合。次年六月，全島性的台灣農民組合成立。據日治官方的統計數據，蔗農抗爭事件在一九二五年共發生了十二起，而一九二六年蔗田的耕作麵積是十年裏最少的。雇農的抗爭事件也自是年起逐年增加，人數規模也大為擴增。一九三一年之後抗爭趨於平息，原因是農民組合的幹部大部份入了獄。

一九二八年台灣工友總聯盟成立，一九三0年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

嘉南大圳

一九三0年四月，由日本工程師規劃監造的嘉南大圳及烏山頭水庫通水使用，成為當時世界第三、亞洲第一的大型水利工程設施，使嘉南平原多達十五萬甲（台灣麵積單位，一甲等於零點九六九九公頃）的土地有了充沛的水源。

模擬選舉、第一次地方議員選舉和台灣博覽會

一九三0年，《台灣新民報》搞了個模擬選舉。選票就登在報紙上，選的是地方議員，從報紙上把選票剪下來就可以寄到報社投票，所以多買報紙就可以多投票。這是記名投票，不過名字可以隨意叫張三李四王二麻子。這個模擬選舉實際上是個民意調查。

選舉一共收到了十九多萬張票，當選的多是“台灣新文化運動”中的知名人士，個別對台胞友好的日本人也被選上了。當年的《台灣新民報》還是周報不是日報，發行量約在兩萬份左右（一九二五年發行一萬份，一九三七年五萬份），十九多萬選票投出了近十倍的發行量，台灣民眾的民主熱情強烈地震撼了日治當局。

於是就有了一九三五年第一次在日治下的地方議員選舉。這次選舉有諸多限製，首先，選舉只選一半，另一半由行政當局任命，這就排除了民選議員與行政當局在法律上較真的可能。不僅如此，那一半民選的，選舉人的資格被設了許多限製，諸如納稅記錄、同地居住年限與社會身份等等。雖然沒有說只有具有日本姓名的人才能選，但四百多萬台灣人中只有不到三萬的人有選舉權，而三十多萬日本移民中倒有三萬多一點有選舉權。但是無論如何，這次選舉是台灣人重要的民主實踐。

日治的黃金時期在台灣博覽會期間（一九三五年日治台灣四十周年時，於十月十日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台灣各地舉辦博覽會，這是日治時期最大型的活動）達到了頂峰。那時鐵路公路不斷擴建、米、糖產量逐年增加、郵政電信日益普及等等經濟成果導致了台灣人口增加、公學校普及、現代衛生環境建立與守時守法觀念養成等重大民生改革。

皇民化運動時期-—國民精神總動員（一九三六－一九四0年）

一九三六年，海軍上將小林躋造就任第十七任台灣總督，結束了長達十七年的文人總督時代。小林以“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為統治三原則，皇民化運動自此開始。

皇民化運動的第一階段是一九三六年底到一九四0年間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當局通過各種宣傳與精神動員，致力於“去漢化”，消弭台灣人的祖國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具體內容包括：1）確立“國家神學”，提倡信仰日本傳統的神道，奉祀日本神龕，小學生被規定每月一、八、十五日要參拜當地的神社；2）推行“國語運動”和“國語家庭”。一九三七年六月以後，總督府全麵禁止報紙的漢文版，取消早期師範學校開設的漢文課，學生在學校裏麵被要求講“國語”，還大量增設“國語講習所”，鼓勵成年台灣人講“國語”以普及日語能力。到了一九四三年，台灣人已有百分之八十是所謂的“國語解者”。當局對於全家大小都使用日語的家庭給予“國語家庭”的待遇，如食物配給優待、公家機關優先任用等；3）推廣“改姓運動”。各地成立了“改姓名促進大會”。改日本姓名的公務員將有更多的升遷機會。一九四一年底，全台人口中改姓名的約有百分之一左右，到一九四三年底，全台改姓名的人仍僅占當時人口的百分之二，不過到了一九四五年，大多數台灣人都改用了日本姓名；4）強化“國家認同”，要求國民無論男女老幼，都要尊崇國旗“日之丸”，會唱國歌“君之代”，鼓勵穿和服。學生每日到校後要向天皇肖像行禮，然後麵對皇宮方向遙拜。

皇民化運動時期-—皇民奉公運動（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一年四月，日本成立了皇民奉公會，台灣的皇民化運動隨之轉入第二階段，即皇民奉公運動，其主旨是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驅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為戰爭效命。很多公教人員與不少青年學生都自願接受了這一改變，甚至有些人自以為榮。

日本偷襲珍珠港、在東南亞節節勝利及隨之在南太平洋的攻島掠洋，讓很多台灣人為之歡欣鼓舞。當初倡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林獻堂在他留下的日記裏，也曾在那段時間為日軍的“勝利捷報”興奮不已。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日軍偷襲珍珠港的一周年，林寫道：“本日為大東亞戰爭一周年，皇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台灣逐免敵軍之攻擊，而得平安過日，真大幸也！”

此時已徹底實施了日台共學製度，除了將小學校、公學校等一律更名為國民學校，在台灣實施與日本本土相同的教育方式與內容外，從小學到大學使用的教材大都是日文的。那時在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不論是從商從政，大都與日本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台北帝國大學先後成立了熱帶醫學研究所、南方人文研究所和南方資源科學所等，成為當時華南與南洋的研究中心，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南進作戰的智庫角色。

台灣還出現了“皇民文藝”。“皇民小說”中常見的情節是，台灣的知識分子在留學日本後回鄉，發現了台灣與東京、故鄉與帝都、本島人與日本人在文化上和現代文明程度的對比和落差。小說通常描述殖民地現代化的情景，藉以展現同化的正麵價值，以及小說人物在戰爭期間積極配合國策，為國奉公，甚至誌願從軍犧牲的愛國情懷。

羽鳥又男

在一九四二年擔任台南市市長的羽鳥又男是一個獲得台灣人盛讚的日本官員。台南赤嵌樓展廳裏有他的一座半身銅像，下麵的銘文說，“羽鳥又男……為尊重台灣文化，對保存歷史古跡不遺餘力。當時戰爭財政困難，軍方反對，但羽鳥先後修護孔廟及赤嵌摟，使台南歷史古跡得以原貌保存，……其尊重台灣文化的精神深為台南市民所敬仰。”

羽鳥的具體政績包括維護台南孔廟並恢複其祭孔儀式，撤除因皇民化運動而設置在孔廟裏的日本神棚（他的此舉曾遭人檢舉為“非國民”行徑），此外還保護了開元寺古鍾不被軍方征召拿去熔掉，特別是在戰爭中致力爭取赤崁樓的修複，該項修複工程不為台灣總督府支持，日本軍方也曾經幹擾工程的進行。

戰後羽鳥又男被留用，在台南市又待了一段時間，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返回日本。

台灣空戰

從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到十六日持續五天的台灣空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後一次大規模的空戰，那是日軍一千四百四十九架戰機與美軍十七艘航母上的一千四百來架艦載機的較量。

美軍造成日軍損失了三百十二架戰鬥機與轟炸機，使日本的空戰力量大受損失，致使日軍在後續的菲律賓戰役中缺乏足夠的戰鬥機掩護部隊，更使日本聯合艦隊在萊特灣（Leyte Gulf）海戰中遭受重創。

在台灣空戰中，美軍損失了八十九架戰機和六十四名飛行員，輕巡洋艦休斯敦（Houston）號和重巡洋艦堪培拉（Canberra）號嚴重受損。

台灣空襲

一九三八年二月，蘇聯航空誌願隊和民國空軍轟炸了台北的鬆山飛行基地。這是日治台灣第一次遭受空襲。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美國陸軍航空軍駐華第十四航空隊（前身即陳納德（C.Chennault）的飛虎隊）和中美空軍混合團共十四架B-25轟炸機在第十四航空隊八架戰鬥機的掩護下，從江西遂川起飛，轟炸了日軍在台灣新竹的飛行基地。這是美軍對台灣第一次的空襲。

美軍在攻占塞班（Saipan）島後，把下一個目標鎖定為菲律賓，於是對台灣等地進行大規模的空襲以確保無後顧之憂。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C.Nimitz）對第三艦隊司令哈爾西（W.Halsey）下的命令是：“對台灣島軍事設施及港口造成永久性的損壞”。

盡管轟炸了台灣島上重要的軍事、工業目標如屏東、虎尾等地可製造酒精燃料的糖廠、高雄港、岡山飛機製造廠以及石油煉製廠等，美軍並沒有完全實現其戰略目標，即摧毀全島的軍事設施和港口。

從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開始，美國航母特遣艦隊的艦載機和陸軍航空隊的轟炸機對台灣的主要工業目標發動了多次大規模轟炸，接著把攻擊目標轉向軍事和政治單位，台北頻繁地承受美軍炸彈的攻擊。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美軍對台北實施了最大的一次轟炸。事先美軍投下傳單，警告台北的民眾。當天，駐菲律賓蘇比克灣（Subic Bay）的美國第五航空隊派出四支航空大隊，以三架B-24為一編組、共一百十七架轟炸機從上午十點到下午一點對台北實施無間歇轟炸。美軍在台北總共投彈三百十噸。

美軍的目標是城內和城外的台灣步兵第一聯隊和山炮兵第四十八聯隊等軍事單位，還有台灣總督府和總督府所屬的主要官署建築物。

總督府正面被直接命中，引發大火，以致戰後不堪使用，至一九四八年才完成修複。另外總務長官官邸、總督府圖書館、台灣軍司令部和台灣高等法院等官署廳舍也都遭到程度輕重不一的毀損。

不少平民住宅及設施如學校、廟宇和戲院也被波及。

據台灣總督府的統計，在從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空襲中，全台死亡五千五百八十二人、失蹤四百十九人、輕重傷約八千七百人，而台北死亡一千六百七十八人，失蹤一百七十人，輕重傷約二千二百人。

台籍日本兵

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原先沒有服兵役的義務，而日本人也不相信台灣人會完全效忠於天皇。日治當局之前花了二十多年才好不容易把台灣社會上流散的槍支禁掉，以防止武力抗日。不過在一九四一年，台灣總督府與台灣軍司令部發表共同聲明，宣布陸軍志願兵製度將於次年在台實施。當時社會上許多人慶祝與感激實施志願兵製度，甚至還掀起了“血書志願”的熱潮。一九四二年，日本軍部招兵一千人，有四十二萬“熱血青年”爭取入伍，第二批還是一千的名額，湧來六十萬人報名。那極少數被錄取的，成了家族和鄉裏的榮耀，沒被錄取的，甚至有因報國無門而幽憤自殺的。不過台籍日本兵仍以軍夫為主（日軍的階級為：軍人、軍犬、軍馬、軍傭（軍人的傭人）和軍夫），不配武器。到了戰爭後期，日本本土的男人只剩下老弱病殘了，台灣人才成為有武器的日本兵。一九四五年四月，昭和天皇頒布“朝鮮及台灣住民政治參與相關詔書”，日本帝國同時通過了眾議院議員選舉法改正案，給予台灣人跟日本人同等的參政權及參戰權，日本隨即在台灣全面實施徵兵制，所有適齡男子，除非體檢不合格，都必須當兵。日治當局還曾從台灣人裏徵召慰安婦。整個二戰期間，台籍日本兵有十二萬六千從事輔助工作的軍夫，約八萬正式在編具有軍籍，其中原住民有四千人參加了“高砂義勇隊”（日軍高度評價“高砂義勇隊”，稱“高砂隊員的英勇、服從、為長官效命及犧牲奉獻的精神”，連日軍成員也難望其項背。）從軍的台灣人主要被派往南太平洋戰區。有三萬三百零四個台灣青年為日本犧牲了性命，“高砂義勇隊”的三分之二葬身疆場。

許多台籍日本兵在關押盟軍戰俘最多的北婆羅洲（North Borneo）和拉包爾（Rabaul）的戰俘營當看守，他們中的許多人極其殘暴凶狠，因而被曾受其奴役虐待但幸存下來的戰俘和平民指認為戰犯嫌疑。

戰後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拉包爾共進行了一百八十八場戰犯審判，九十五個台籍日本兵被確認有罪，其中林發伊（日名林一）和陳銘智（日名木代原武雄）因參與在一九四三年於拉包爾附近槍殺七個中國戰俘又拒不認罪而被執行絞刑。被判死刑的還有潘進添（日名米田進）和另外四個台籍日本兵林琳彩（日名鈴木三郎）、蔣清全（日名川上清)、王壁山（日名北村光太郎）和林江山（日名林義德)。潘進添涉及二十四個中國戰俘和平民以及六個生病的中國戰俘分別於一九四三年三月和四月在拉包爾附近的塔笠瀝（Talili）海灣被害案，他親手槍殺了兩個中國戰俘。

關押在澳大利亞和各地的其他台籍日本兵戰俘分別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和十三日乘坐退役的日軍驅逐艦宵月號和航空母艦熊野丸被遣送回台灣基隆。

在軍事法庭審判台籍戰犯時，民國政府曾通過駐澳公使館向澳方表示戰後台灣回歸了中國，這些台籍日本兵已是中國國民，因此希望能將其按戰勝國的國民對待，但是澳方認為他們是以敵國軍民身份參與戰爭犯罪活動的，所以必須以敵國公民的身份待之並予以判決。

一九五一年九月舊金山和約（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簽訂以後，美國總統杜魯門（H.Truman）下令設立戰犯大赦和假釋委員會，根據日本政府的建議對被判刑的戰犯分別作出了減刑、假釋或大赦的安排，包括台籍戰犯在內的許多戰犯被送往日本的巢鴨監獄關押服刑。到一九五八年，所有戰犯都以假釋、減刑或赦免的名義釋放了。

澳大利亞始終堅持認為那些台籍戰犯是服務於日軍、以日本國民的名義對盟軍戰俘和平民犯下反人道罪行的，因而拒絕了將他們遣送去台灣的要求。而那些台籍戰犯也早已將自己視為日本大和魂的一部分，他們在獲釋以後，絕大部分留在了日本，沒有回台灣。

雞排媚

四.中華民國時期

四.一 兩蔣抵台前

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昭和天皇發表“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此結束。日本代表於九月二日在美國海軍戰列艦密蘇里（Missouri）號簽署了“降服文書”。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D.MacArthur）發布了“一般命令第一號”，其中第一條規定：“在中國（滿洲除外）、台灣，以及北緯十六度以北的法屬印度支那（今越南和老撾的北部）境內的日軍高級司令官及所有陸、海、空軍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將軍投降。”

國軍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分乘美軍四十餘艘軍艦在基隆登陸後轉到台北，台灣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當日的報紙如是說：“數萬台北市民，雲集台北車站前，各街頭所建歡迎牌門，紅綠七彩電光正輝煌奪目”。台灣省行政公署行政長官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司令陳儀於十月二十四日從上海飛抵台北，二十五日到台北公會堂（今台北中山堂）接受駐台日軍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同盟國投降。陳儀到台北時，“台北市民歡喜如狂，萬人空巷，人山人海，情況熱烈，前所未有。”

在日本投降之後、國軍進駐之前，美國的軍方情報機構先期入台“摸底”，訪問了包括議會民主運動精神領袖林獻堂和後來的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等多位民間領袖，得出了如下結論：台灣人願意回歸為中國一省，不過希望能夠自己當家作主；由於文化歷史的原因，台灣人願意親近“老”祖國，不希望獨立；台灣人願意保持與日本的聯係，但希望殖民的日本人離開。

日僑遣返

國府接管台灣以後，為盡早排除日本的影響，一切工作以“去日本化”為前提，因而採取了在台日僑全部遣返的政策。從一九四六年三月開始，共進行了六次大規模的遣返，總計遣返了約四十八萬人，其中軍人及其家屬約十六萬，普通日僑約三十二萬。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連原本留下協助戰後重建的具有農業、科技等專業技能的七千多個人才也被加速遣返。

當時約有二十萬日本人希望留在台灣。陳儀曾表示，“你們這些移民是農業開拓的功勞者，別擔心，就比照以前，在這邊永遠住下來吧!”他的許諾讓許多日籍居民興奮不已，可是不久以後就實施了嚴格的日僑遣返政策，很多人拿著一紙財產清冊，上面記載自己的房子、家具和農具，然後帶著幾套衣服、被褥等簡單行李物品和一千日元回到了日本。許多日本人撤離前，把家裏庭院清掃得一乾二淨，把家庭用具贈送給了四鄰。很多日本人和他們的台灣朋友以為他們只是短暫離別，過一陣子還會回來，沒想到自此一去不返。有些人不願被遣返，就隱姓埋名，或有日本女子匆匆嫁給了台灣人(本來日本人不屑與台灣人結婚)，化裝成台灣農婦在田裏幹活，最後統統被抓出遣返。

台灣第一次普選

一九四六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根據“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舉行了鄉、鎮公民代表的普選，這是台灣的第一次普選，約二百四十萬公民參與了選舉。之後各鄉、鎮公民代表通過間接選舉選出各縣參議員，而縣參議員又選出了三十名台灣省參議員（候選人多達一千一百八十人）。一九四七年制憲國民大會施行了《中華民國憲法》以後，台灣作為一個選區進行了三種國會議員的選舉：1）一九四七年第一屆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2）一九四八年第一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3）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第一屆中華民國監察委員選舉。

台灣人選舉出了從鄉鎮到省級的民意代表，這些民意代表想說什麼就能說什麼（當然不能說國民黨下台之類的話），不必擔心被人隨意換掉。行政院於一九五0年又公布了《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不過權力都控制在行政機構手裏，地方自治只治在嘴上。

二二八事件

盡管陳儀是有名的清官，但接管台灣的行政長官公署不可避免地繼承了民國政府從峨眉山上下來以後所有的弊端：施政頻繁出錯；官員放肆受賄斂財（官員們穿的中山裝被稱為“中山袋”，因為中山裝那四個口袋裝起賄款來極其方便），“接收”變成了“劫收”；裙帶關係盛行；軍警紀律敗壞，偷竊、威脅、詐騙、調戲、搶劫、殺人和開槍滋事等案件屢見不鮮，搜刮勒索成為常態；米糧短缺，日用品價格飛漲，通貨膨脹嚴重；以及在台灣特有的弊病，如日本人留下了一千二百九十五家私有企業，按索賠原則納入了長官公署各局處設置的二十七家公司經營，而那二十七家公司與資源委員會齟齬不斷，到了五年以後的一九五0年，那些日本企業登記在冊的只剩下了八百六十家，其餘三分之一落入了貪官墨吏或其家屬名下；又如，官民雙方在文化及語言上隔閡嚴重，當局指責台灣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太深，台灣人因此遭受種種歧視，讓台灣的精英大失所望（台灣人有過“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參與過最初級階段的民選，有過日本式現代化社會的經驗，與當時的大陸人比起來，一九四七年的台灣人的期盼比大陸人高）；還有，實施統制經濟限制了民間貿易，專賣局與貿易局壟斷了台灣的經濟命脈，造成大量民眾失業，民生物資被掏空運往大陸打內戰；最後，複員返台的台籍日本兵就職無門，一文莫名，等等等等，終至民不聊生、怨氣沸騰。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一個四十歲的小販林江邁大嫂在台北沿街兜售香煙包括走私香煙（日治時許多物資由政府專賣，民國接收後照舊，香煙屬專賣商品，從而有走私品）。官府專賣局持槍緝私的六名查緝員和四名警察將林查獲，扣下所有香煙。林哀求諸警，糾纏之下，林頭部挨了一槍托而出血受傷，昏迷在地。集市眾人本來積怨已深，於是圍追諸幹員。一警對天鳴槍，子彈誤殺了一個民眾陳文溪，頓時火上澆油。民眾於次日上街鼓噪，在罷市、罷課、罷工之餘，包圍了警局、專賣局和行政長官署，並闖入專賣局，圍毆打死了兩名職員，打傷四名，還將專賣局所存的火柴、香煙、酒、汽車與腳踏車等物品拋到道路上縱火焚毀。在行政長官公署前，衛兵開槍，至少造成兩人死亡、數人受傷。事件進一步引發群眾的憤怒情緒，由請願懲罰凶手轉變成反對長官公署的示威。台北街頭出現了暴力騷動，省籍衝突隨即激化，許多民眾將外省籍公務員、憲兵和警察視為主要攻擊對象，外省商人和平民也遭到波及。雖然有準官方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導的“議會路線”，但不足以平息民憤。

台北的衝突迅速蔓延到各地，治安事件擴大為政治運動。民眾攻擊、包圍或占領地方政府或警察局，並毆打外省人（當時軍人以外的外省人不多，以官員與官員眷屬為主。普通外省人受害者是二二八事件中死亡的極少數，其中多在前期為暴民所毆殺）。大部分反抗行動針對官吏腐敗，同時要求政治改革和高度自治。參與分子主要有青年學生、失業者、退伍的台籍日本兵和地痞流氓等。

台灣共產黨（日治時期的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領袖之一謝雪紅被推選為台中市民大會主席，她組織了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全面接管了台中市警察局、專賣局台中分局等政府機構，拘捕了台中市市長、專賣局台中分局局長等官員，隨後還組織了二七部隊（其名稱取自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二月二十七日傍晚發生在台北的緝煙血案）。

（謝雪紅（1901—1970年）是台灣共產黨創始黨員之一，享有“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之譽。謝於一九四七年在香港正式加入中共，同時參與創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一九四九年中共預定在解放台灣後派遣粟裕擔任台灣省主席，謝與蔡孝乾擔任副主席，對此，謝對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拍桌怒罵，批評中共背叛台灣人在二二八的犧牲：“整個二二八以來，主張武裝抗爭這條路有多少人犧牲？為何到最後，你還是要由外省人統治，來當台灣的省主席？沒經過我們台灣人一票票投出來的省主席，又是你們中國共產黨指派的！”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謝被打成右派，開除中共黨籍。台盟的同誌和戰友對她進行了十次大會批鬥。《光明日報》說：“謝雪紅在一九四七年混入共產黨，十年來她以‘老革命’和‘二二八女英雄’自居，目空一切，唯我獨尊。共產黨內曾對她長期進行教育，耐心地等待她悔改，但是謝雪紅始終抗拒黨對她的教育，這次更利用黨整風的機會放出許多毒箭，向黨進攻。”謝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她犯下了“四大罪行”，其中一項是“共產黨叛徒，二二八的逃兵”。謝在文革期間又一次遭到迫害。她因肺癌死於一九七0年。文革結束後的一九八六年，謝得到平反）。

嘉義民眾和青年學生組織了嘉義防衛司令部，攻擊軍械庫和嘉義機場，控制嘉義廣播電台，襲擊市長公館，接管了警察局和嘉義市政府機關。

在高雄、新竹、彰化、台南、台東、宜蘭和花蓮等地都發生了程度不同的警民、軍民衝突。

由於此時國軍仍多在大陸，台灣兵力不多，民眾要談判、要真相、要懲罰凶手、甚至要民主而聚眾抗官。陳儀千方百計地拖延和虛與委蛇，並採取安撫和分化的兩面手法。

陳儀和時任憲兵四團團長張慕陶等台灣軍政首長及其情報人員從一開始便認定事件的起因是“奸黨亂徒”策動，勾結歸來的浪人流氓和台籍日本兵，並利用日本禦用士紳借端生事。三月八日，憲兵團二營在基隆港登陸，隨後整編第二十一師抵達台灣，在全島展開大規模的逮捕和掃蕩。除了直接參與反抗的人以外，許多未參與事件的台灣社會精英與地方領袖，包括民意代表、律師、醫生、法官、檢察官、大學教授、教師、作家、工商領袖和媒體人等，在肅清行動中遭到逮捕殺害。許多台灣人或是批評政府，或是訴求政治改革，或是提出“台人治台”等要求，但沒有反叛政府的“叛國”意圖與行為，卻遭到軍人和警察以“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處死，其中部分人公開行刑，屍首示眾；部分人秘密槍斃，未見屍體；部分人不知去處，人間蒸發。他們中有些人甚至在騷亂時勸告其他人不要妄動，出面調解，並盡力保護外省人。

二二八使累積了一年多的民怨一下子爆發出來。在國軍屠島之前，有大範圍的暴徒行凶；在二二八之後，台灣人手裏有些武器，國民政府調派大軍鎮壓，又繼以清鄉行動，在某種程度上情有可原。但是，國軍後期的大規模殺人已與二二八的民間暴力基本無關了。死在軍隊槍口下的絕大多數是本省人，殺人的與被殺的有明顯的群體背景。此事件造成了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長期的族群對立以及後來的政黨對抗，影響至深且廣，也埋下了台灣獨立運動的種子。

（除了本省人和外省人這兩個主要的群體之外，台灣人還有個小類叫“半山”。因為大陸人在海外以“唐山人”知名，台灣人管大陸人稱“阿山”。日治時代，台灣人中有不少因各種原因在大陸生活，日本投降後，那些返台的台灣人就成了“半山”，即半個“阿山”。“半山”語言、文化兩邊皆通，自然成為本省人與外省人交流的橋梁。因為權力都操在外省人的手裏，台灣人要接觸權力，往往要找個“半山”溝通。曾經是台灣行政院院長、副總統與國民黨主席的連戰的父親連震東就是當時擔任台灣省參議會秘書長的“半山”。）

二二八事件之後四十年，隨著台灣黨禁報禁的開放，事件被追究調查，但是沒有查出蔣介石下令開槍的證據，連行政公署長官陳儀的“犯罪證據”都找不到，只查出台灣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的言行，他認定“奸偽已經混入群眾中，積極地在煽動”，“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結群成黨，此等暴民淆亂地方，一定要懲處，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他並引用列寧的話說：“對敵人寬大，就是對同誌殘酷”。

台共創始黨員之一的林木順在他的著作《台灣二月革命》中說：“（三月九日）上午十時，柯遠芬引導監察委員兼監察院特派台灣監察使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廣場，指遍倒在廣場上的數百具屍體說：這些就是昨晚進攻這個倉庫、被國軍擊斃的奸匪暴徒。楊亮功無言。後來楊亮功對他的跟隨人透露，倉庫附近並沒有戰鬥過的跡象，死者都是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又沒有攜帶武器。……這數百名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就是昨晚被憲警……所拘捕,押到圓山倉庫前面廣場，被國軍擊斃的。”  

一九四七年四月，國防部長白崇禧上書蔣介石，稱“柯遠芬處事操切，濫用職權，對此次事變舉措尤多失當，且賦性剛愎，不知悛改，擬請予以撤職處分，以示懲戒而平民忿。”然而柯遠芬沒有受到任何處罰。

二二八的臭名昭著的屠夫之一、時任高雄要塞守備司令的彭孟緝，將前往要塞調解談判的五名民眾代表五花大綁，隨即當場槍斃了其中的三名。斃完代表，彭又派兵出要塞用機槍掃射民眾。彭在高雄殺人如此有效，以至國軍的援軍抵達高雄後都無事可做了。彭日後不斷高升，曾任蔣介石的國防部參謀總長與陸軍總司令。

二二八之後不久，國民黨開始對全台實施包括“連坐處分”在內的全面清鄉。

（一九四九年一月，時任浙江省主席的陳儀在解放軍占領浙江前夕擬投奔共產黨，並試圖策動京滬杭警備軍司令湯恩伯投共。湯恩伯將此事呈報蔣介石，陳被軟禁。一九五0年四月，陳被押解到台灣。五月，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台灣軍事法庭判處陳死刑。同年六月，陳被槍決。中共統戰部曾建議追認陳為“愛國人士”。）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下達指令，要求對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加強監偵。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曾經統計參與“叛亂”的共有六千三百十七人，準備擬定監視考核辦法，不過因為警力不足、執行困難等因素而未能實施。

當局對二二八事件參與者的憂慮，由一九五0年代初期擔心涉共，到一九六0年代轉為擔心涉台獨。一九六二年八月，警備總司令部命令各縣市警察局落實對“二二八事變分子”的防範控制。地方警察係統對“二二八事變分子”的出入境申請、戶籍遷徙查考、工作、生活、甚至思想言行都嚴密監偵記錄，並累及親屬，這種監偵大多至當事人死亡時才予以注銷。此外，情治機關經常在特定時期對二二八的參與者進行控制與警戒行動。一九七0年代之後，每逢二二八事件周年前後，政府經常動員各單位對相關的紀念活動或可疑分子進行監視。

一九八七年二月，鄭南榕和陳永興等人共同發起了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有五十六個團體加入，要求政府公開檔案、展開調查、公開道歉和賠償二二八受難者傷害損失等。

一九九0年，隨著台灣逐漸民主化，總統李登輝確立處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框架，逐漸開始正視二二八事件。立法院首次為事件受難者默哀，行政院院長郝柏村指示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

一九九二年二月，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這是官方首次出版研究報告，並修正了過去的說法，不再將之視為叛亂和暴動。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二二八紀念碑的落成典禮上，李登輝正式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與全國國民致歉。同月，台北市市長陳水扁宣布將二月二十八日定為“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將台北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由於當年多位主張民主改革的台灣省參議員遭到殺害，台灣省參議會的原址被開辟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一九四七年三月，在事件平息，秩序恢複之後，行政長官公署曾制定與公布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所屬各機關公教人員因二二八事件傷亡損失撫恤救濟辦法”，主要對蒙受生命財產損失的外省籍公教人員及其眷屬和雇工分發救濟金，然而這一善後撫恤工作很不周全，有些損失巨額者只獲得了小部分補償，也有損失不大卻虛報溢領補償的人；同時，除了澎湖縣將撫恤擴大至所有受難民眾，其他縣市均未及於一般民眾。由於當時獲得救濟撫恤的公教人員不多，一般民眾與受難者都認為政府從未救恤。一九九五年四月，李登輝頒布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行政院依此成立了處理補償事宜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一九九八年，立法院通過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在陳水扁總統任內，政府開始進行平反與賠償作業，主要對象以本省人為主。截至二0二三年七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核準的二千三百四十件二二八事件賠償金申請案件中，計有六百八十七人死亡、一百八十一人失蹤，另有一千四百七十二人遭遇羈押、徒刑、受傷或失能、健康、名譽或財物受損等，核發補償金額共計七十二億八千三百六十多萬元新台幣（以下除有特別說明的以外，“元”均指新台幣）。

二00八年至二0一六年國民黨再度執政期間，馬英九政府持續推動二二八事件的記憶保存，組織紀念追思會，但是避談責任追究問題。

二0一六年，民進黨蔡英文當選總統。二0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蔡英文出席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紀念儀式，從受難者家屬手中接過《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其後蔡英文政府再度清查和查封有關政治檔案資料。

二0二一年，《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以文獻分析方式，得出官方檔案記載的死亡總數在八千三百十七人～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四人之間，失蹤五～十五人；外省人死亡與失蹤合計七十九人，受傷一千三百八十九人。其中因族群衝突而被毆打致死的外省公務員三十八人、民眾八人，因政府鎮壓喪生的外省人三十一人。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的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新華廣播電台發表“台灣的自治運動”的文告，聲援二二八事件並支持台灣人“以和平方法爭取自治”，並在三月二十日的《解放日報》上全文刊載。

之後中共稱二二八事件為“二二八起義”，將其視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二0一七年二月，中國國台辦宣布舉辦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紀念活動，將二二八定性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部分”，是台共與中共領導的武裝鬥爭。

國軍、國府撤台與往台灣轉移金銀外匯和國寶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以後，台灣經歷了急劇的變化。蔣介石在大陸的大勢已去，大量外省人（絕大部分是軍政人員）開始湧入台灣。十二月，中華民國的行政機關人員全體遷至台灣。本來台灣人口已有七百萬，這之後一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大陸移民潮結束，台灣容納了一百二十萬新移民，形成了歷史上罕見的大規模人口遷移。

敗逃台灣以前，蔣介石未雨綢繆，命令蔣經國、湯恩伯和桂永清等把儲存在中央銀行的黃金三百七十五萬兩，銀元三千萬枚和外匯轉運台灣，還委托時任教育次長的杭立武將原來分藏各地、後臨時集中在南京朝天宮的六十八多萬件故宮的陶瓷字畫、中央博物館的古物、中央圖書館的古籍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的檔案和收藏共五千五百二十二個木箱、鐵箱運台。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那些國寶經歷了三次海運和兩次空運的大遷移。運寶人員臨危受命，以身護寶，歷經艱辛，最終將三十八萬件文物與三十萬件古籍善本安全運抵台灣（故宮的文物共有一萬多箱，在戰火中流亡了十幾年，運到台灣的不足三分之一）。

那些黃金銀元和外匯大致有三個用途，一是作為發行新台幣的準備金以穩定金融；二是維持八十萬國軍的軍費以及應對解放軍渡海作戰；三是維持一百萬公教人員和難民的生活所需。那些錢估計只能支撐兩年。

雞排媚

金門戰役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二十四天，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十兵團二十八軍指揮的三個多團（內有二十九軍一個團）渡海進攻金門，在島上苦戰三晝夜，因後援不繼，全軍覆滅。這是中共建軍以來唯一一次徹底的敗仗。

金門戰役雖戰於一隅，卻影響全局，改變了台海的態勢，甚至改變了歷史。

第二次國共內戰戰爭以來，解放軍十兵團平山東、掃淮海、跨長江、克福州，以排山倒海之勢南推。二十八軍於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五日渡海進攻平潭島，全殲守軍八千。十月十七日又渡海一舉攻陷了廈門。平潭和廈門作戰的勝利使解放軍滋長了輕敵思想，不少人以為“腳踏陸地就是勝利”。

十兵團司令員葉飛是福建南安人，出生於菲律賓，號稱“小葉挺”，他多謀，善戰，常勝，此刻衣錦還鄉，無限風光。他心不在金門而在台灣，根本不把金門李良榮的二十二兵團、青年軍二0一師的兩萬餘殘兵放在眼裏。

金門無法與台灣比，與廈門比也差得遠：守金門的主力李良榮兵團不是蔣軍嫡係，戰鬥力弱；守廈門的湯恩伯集團是精銳之師，蔣軍嫡係；金門沒有永久性工事，廈門工事堅固；金門是個小縣，廈門是座大城。廈門被克，金門不言而喻指日可下。葉飛宴請廈門的地方領導時用筷子指著桌上的菜盤說：“金門就是這盤中的一塊肉，想什麼時候夾就什麼時候夾，跑不了。”葉飛對廈門的市政工作投入的精力遠遠超過對軍事指揮的關注。在即將對金門發起攻擊的同時，他命令兵團後勤部在十月底前為廈門籌措大米四百萬斤和柴草六百萬斤，又責成泉州、漳州兩地全力支援廈門。他任命了一系列地方幹部，包括一個金門縣長。

葉飛把攻打金門的任務交給了二十八軍（二十九軍臨時歸二十八軍指揮），盡管二十八軍擅長打阻擊戰，很少攻堅，而且當時二十八軍的軍長、政委和參謀長都不在，隻有副軍長肖鋒一人當家。葉飛對肖鋒說：“看來大陸再也不會有什麼大仗打了，你們二十八軍就掃個尾吧。”

十月十八日，二十八軍向兵團呈報了攻打金門的作戰計劃：第一梯隊為三個團加一個營：二十八軍八十二師邢永生率領的主攻團二四四團加二四六團第三營、二十八軍八十四師劉天祥率領的助攻團二五一團和二十九軍八十五師徐博率領的另一助攻團二五三團。第二梯隊由二十八軍八十二師二四五團、二十八軍八十二師二四六團（欠第三營）、二十九軍八十五師二五四團、二十九軍八十五師二五五團和二十九軍八十七師二五九團組成。二十八軍和二十九軍分別投入四個團，預定於十月二十日發起戰鬥。葉飛因處理地方事務太忙，沒有看一遍作戰計劃就批准了。葉飛對肖鋒說：“有幾個人打幾個人的仗，不等待，不猶豫，向裏猛插。”

肖鋒為慶功作了準備，在指揮所裏擺了酒。

攻擊的第一波船隻只夠載運九千兵力，而主攻團的幾條船上裝了好幾籮筐新印制的人民幣，據說是準備用來慶功時花銷的；另一個團的船上裝了豬，作為慶祝時的食物；有的船上還載了辦公桌椅，以便“新政權使用”。

解放軍輕敵，包括輕視了蔣介石固守金門的決心。廈門失守後，蔣介石嚴令湯恩伯：“金門不能再失，必須就地督戰，負責盡職。”蔣介石還派遣胡璉赴金門。胡璉命十八軍軍長高魁元率一一八師先行一步。胡璉對高魁元說：“你在黃埔軍校時與林彪是同期同學，又睡上下鋪。共軍那套戰法你是了解的，你打個頭陣。”

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命令湯恩伯：敵軍若來犯金門，必在每月滿潮之時。務必要派空軍在此之前不斷搜索敵船，凡可通海口各內河之上遊一百裏內的大小船隻，必須徹底炸毀。於是蔣軍飛機不僅炸了福建沿海，連浙江、江蘇沿海都炸了。二十八軍是採取把船沉入水底的辦法才保住了三百多條船的。

金門原來無永久性工事，國民黨中央派員來金門勘查，國庫撥款，在十月初委托上海一家營造公司大規模緊急建造防禦工事和鋪設通信線路。蔣軍上島後，嫌工程進度慢，更加快了速度。材料不夠，蔣軍拆了寺廟、祠堂，包括民房，甚至用了墳頭的墓碑。十幾天之內，在古寧頭到一點紅之間寬達十公裏的海岸線上，聳立起了二百多個碉堡。這一線正是解放軍的登陸點，那些碉堡給登陸部隊造成了巨大的麻煩。

十兵團的作戰原則是：盡量把敵人的有生力量殲滅在大陸和沿海島嶼，不使其逃到台灣，為日後解放台灣增加難度。

二十八軍為金門戰役制定的作戰方針是：“在戰術思想上，強調越海作戰只准前進、不准後退，樹立有我無敵的戰鬥決心。在動作上強調單船突擊，單兵突擊的思想”、“火力壓制，多點登陸，一處撕破，四面開花，隔絕阻塞，各個擊破”以及“奇襲加強襲”。

主攻團的作戰計劃中有一條：“每人攜帶熟給養三餐，準備苦戰一天。”助攻團則準備“在金門縣城吃中午飯”。

渡海作戰必須遵循三條原則：1）第一攻擊波要具有突破防線並向縱深發展的足夠的力量；2）建立穩固的灘頭陣地；3）有充裕的渡海工具，就是說，第二梯隊不能依賴第一梯隊的船隻返航接運，必須自備船隻。然而二十八軍的第二梯隊完全沒有自備的船隻。進攻以前，肖鋒曾專門指派了三名得力參謀負責督促船隊返航，對他們反複叮嚀：“你們別無其它任務，你們的任務就是組織和督促船隊返航，切記！切記！一定要迅速返航！”

當時福建剛解放，百姓對解放軍心懷恐懼，船隻船工多用重金雇來，每條船三兩黃金，每個船工三兩黃金加鴉片，即便如此，那些船工要麼藏匿不出，要麼故意搗蛋，即使給上了船的船工事先吸了毒，他們還是怕得要命，接近金門海灘時，許多嚇得龜縮在底艙不敢出來。戰役最激烈時，兵團從廈門重金募得一艘火輪，擬增援金門，但船主竟故意把船開上了沙灘擱淺。

解放軍上島之後，金門的老百姓毫不支持解放軍。解放軍在古寧頭村與蔣軍鏖戰時，蔣軍飛機來轟炸，村民們聚在附近山頭看熱鬧，每當飛機投中目標，村民都大聲歡呼。蔣軍押解解放軍俘虜和傷員下戰場時，村民都喊：“打！打！打！”戰後掩埋解放軍戰士時，許多受重傷的官兵並未死亡，“一個個腦袋光禿禿的，眼睛睜得圓滾滾的，呻吟聲此起彼落”，村民們將他們全部活埋。

國民黨防守金門的主力二十二兵團是累敗之師，員額也不齊，為了吃軍餉，號稱一個兵團，實則僅弱旅一萬多。李良榮在國民黨中號稱“小老弟”。當年孫中山以大元帥身份在黃埔軍校閱兵，檢閱到末排最後一人時，孫中山見李良榮個子矮小，面容謙和，撫著他的頭說：“好個小老弟。”李一直在派係傾軋的國軍中采取低姿態，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取弱勢”。他的部隊裝備奇差，登陸金門時，湯恩伯在李的陪同下觀看，只見船甫靠岸，一堆一堆的老百姓蜂擁下船，湯恩伯詫異道：“軍情如火，應該令戰鬥兵先下船，為什麼讓民夫搶先？”李答：“這是二十二兵團的戰鬥兵，因為尚未領到軍衣，所以仍穿民服。”湯恩伯大驚，說：“形同乞丐，怎麼能夠臨陣作戰？”因二十二兵團官兵每人背一斗笠，金門老百姓呼之謂“斗笠軍”。

解放軍攻克廈門後，蔣介石給李打電話，問他能否守住金門。李表示：金門是個孤島，也是一處絕地，“離此一步無死所”，“我決心打到最後一個人”。

李召集全兵團團以上的軍官訓話說：“金門島在軍事上是一死地，如不死裏求生，就會死無葬身之地。”他命令把海邊僅存的幾條輪船全部炸毀，說：“現在好了，從這一刻起，我們誰也無法從海上逃生，大家只有在金門島上與共匪拼。這次之戰，勝則生，敗則死。”

李明白他的“斗笠軍”光靠嚇唬還不夠，於是他請人為即將到來的大戰測字，抽出一個“煙”字，為“火燒西土”。戰役中解放軍西來之船果然在十裏長灘被燒，應了此卦。

葉飛一直注視著在潮、汕一帶的胡璉十二兵團的動向，但一舉端掉金、廈，為解放台灣鋪一塊堅實的基石對他的誘惑太大。金門戰役發起前兩三天，二十八軍在偵聽蔣軍電台時，聽到金門守軍高興地說：“來了幾船活的，幾船死的。”經分析，活的指軍隊，死的指軍火。僅隔一天，又截獲胡璉兵團增援金門的情報。葉飛說：“這是敵人在說反話。他要真的增援就不這麼說了。”

國民黨軍史上評價胡璉是十二個字：“愛才如命，揮金如土，殺人如麻。”

解放戰爭初期，胡璉擔任由他指揮的第十八軍擴編而成的十二兵團副司令，司令為黃維。毛澤東曾通告中原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十八軍胡璉，狡如狐，勇如虎。宜趨避之，以保實力，侍機取勝。”

在蔣軍中，胡有“俠帥”的名聲。一九四七年，蔣軍整編第七十四師被解放軍包圍在山東孟良崮。當時蔣軍二十五師、六十五師和八十三師都離孟良崮很近，但張靈甫首先向離他最遠的胡求救：“夥計，我恐怕不行了，你得趕快來救。”胡答：“我正在加緊進行。你看過濟公傳吧。要學八魔鬥濟公中的濟公。”（八魔強占金山寺，布下一座魔火金光陣煉濟公，靈空長老與紫霞真人來助陣，收服八魔，濟公重修金山寺後繼續雲遊天下，濟世救人）。

黃維和十二兵團在雙堆集被劉鄧大軍團團包圍，胡那時因父喪暫離軍職在南京。南京為十二兵團空投物資，官兵都說：“投這些東西不濟事，最好把胡老頭投下來。”胡自告奮勇，在全軍盡殲的幾天前空投至雙堆集。在與軍隊共存亡還是突圍的問題上，胡要求突圍，與杜聿明和黃維發生了爭執。杜聿明說：“我始終認為突圍是下策。坐戰車一個人走是可以的，但是遺棄官兵，會落得個萬人唾罵的下場。”然而胡不管這一套，他堅持乘坦克突圍，不料在開啟炮塔口進入車內之際，背部中流彈負了重傷。胡用了七天七夜逃回南京，後來在上海動手術時，取出大小彈片三十二粒，受傷部位離肺部及心臟僅一紙之隔。

雙堆集作戰之後，楊勇曾說：“我們寧願俘虜一個胡璉，也不願俘虜十個黃維。可惜胡璉給跑掉了。”

胡受蔣介石之命在江西重組十二兵團，他提出“一甲一兵，一縣一團，三縣成師，九縣成軍”的征兵辦法，在短短幾月內就使十二兵團重新成軍。但雙堆集慘敗的陰影籠罩著全軍，胡給部隊打氣說：“雙堆集失敗未必是壞事。十二兵團的底子是十一師和十八師，就憑雙堆集這三個字，我們也能逢凶化吉。讓我來為你們拆字：堆字是十一佳，集字是十八佳，雙字是又佳又佳。合起來是十一師佳，十八師佳，豈非上天大吉？”

解放軍逼近，胡率十二兵團且退且練，至潮、汕時，一支新軍已訓練成型。

當時，二野大軍已下鄂、贛，前鋒觸粵境。四野克湘問桂。就在這時，用胡的話說：“毛澤東突然做了個奇怪的決定，令劉伯承與林彪交叉運動：劉進西南，林下兩廣，全是舍近求遠。”這樣一來，使十二兵團得到了更多的寶貴的喘息機會，從容由潮、汕撤到海上。

胡的全部私人財產只有十根金條，他知此去必有惡戰，召集軍長師長，當面均分，各得其一。

胡的十二兵團那時有三個去向：1）舟山；2）台灣；3）金、廈。胡知道無論防舟山或防金、廈，對手都是華東野戰軍，他親自編了一本小冊子《關於陳毅匪軍》，書中比較透徹地研究了三野的成長過程、構成要素和協同戰法等。在得到蔣介石命他增援金門的手諭後，他又令部屬編纂了解放軍攻擊海島可能採取的戰法，此文在十二兵團抵達金門海面時才殺青。

十月十九日，因為解放軍在籌措船隻時遇到很大的困難，決定推遲進攻的時間。主攻團團長兼政委邢永生說：“船工不可靠，找到船找不到人，找到人找不到船。”助攻團團長劉天祥報告說該團的船還有三分之一的帆未修好。

二十八軍對押船人員進行了特別挑選，並規定押船者不參加登陸作戰，其用意一則督促船迅速返航再運，二則監視船工，三則避免登陸部隊扣留船隻，預留撤退之路，以堅定其背水一戰的決心。

十月二十日，兵團得到胡璉兵團抵達台灣海峽的情報。肖鋒對參謀人員說：“最壞的情況是我們上島胡璉也上島，那樣的話，我們得準備付出犧牲四千人的代價。”

十月二十一日，解放軍再次推遲攻金時間。有人提出金門可能不好打，葉飛說：“你太多慮了。廈門是敵人有永久性設防工事的要塞，守軍是湯恩伯的部隊，兵力充足，有海空軍支援，已被解放軍攻克。而金門彈丸之地，又沒什麼堅固工事，守軍名義是一個多兵團，實際上不過兩萬殘兵敗將。說實話，要不是蔣介石嚴令固守，李良榮早在解放軍攻克廈門之際就棄島逃跑了。……我還是那句話：此役必勝！”

十月二十三日，運載胡璉兵團的商船抵達金門南料羅灣海面，由於風浪大，胡部難以登陸，二十八軍將此情況上報，葉飛說：“這些商船是金門部隊撤退用的。打平潭島時，敵人不也派商船來撤兵嗎？”

同日，解放軍偵悉胡璉兵團一一八師已抵達大金門，後續部隊正在海運途中，但十兵團對胡璉兵團是撤回台灣還是增援金門判斷不定，未採取任何應變措施。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種種跡象表明胡璉主力即將登陸金門，肖鋒心情矛盾。一方面，他對部屬說：“現在情況不同了。胡璉兵團今非昔比，不堪一擊，不要有過多的顧慮。”另一方面，他給兵團政治部主任劉培善打電話：“劉主任，你是二十八軍的創建者。在關鍵時刻，你要幫我們說話呀。現在可是關鍵時刻，是關係二十八軍命運的重要關頭。如今敵人到底增加了多少？還打不打？”劉培善答：“決心不變。”

胡璉把他的作戰意圖藏得很深，譬如，十二兵團並未向廈門增援一兵一卒，可他卻請湯恩伯派一支部隊以十二兵團的名義上街遊行，既鼓舞民心，又蒙蔽解放軍。當時胡璉兵團已在金門海面停留了一天一夜，一俟風浪平息就登陸，胡璉卻命令向蔣介石發電報，請求撤回台灣。這份電報被解放軍截獲。葉飛正在召集會議研究晚上進攻金門事，情報處長將這一電報向他報告，他說：“很好，看來現在是最好的攻擊時間了。一則胡璉兵團沒有上島，二則李良榮兵團還沒撤走，上島不至於撲空。”結果，解放軍在北岸登陸，胡璉兵團在南岸下船，在最關鍵的時刻，胡璉的生力軍源源湧入戰場，以致解放軍愈打愈少，蔣軍則愈打愈多。

十月二十四日中午，二十八軍召開戰前作戰會議。肖鋒以降普遍對金門作戰沒有把握。葉飛查問十二兵團是否已抵達金門，參謀人員回答十二兵團仍在海上徘徊，尚未抵達。葉飛懷著僥幸心理說：“我們要搶在胡璉兵團之前占領金門。”

肖鋒從未打過敗仗，也從不給上級提意見，儘管對準備工作不足有點擔心，但沒有吭聲。四十年後肖鋒說：在作戰問題上，向上級提意見不宜再三再四。你總提意見，和上級想不到一塊去，這上下級關係怎麼處？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有確切情報稱胡璉兵團將增援金門。肖鋒給兵團政治部主任劉培善打了最後一個電話。劉培善說：“敵人一貫會吹牛撒謊。就算胡璉兵團登上金門，什麼工事也沒有修築，情況沒有大的變化。兵團已經研究過了，我們要搶在胡璉兵團之前占領金門。今晚攻擊決心不變！”肖鋒提出要隨第一梯隊過海指揮作戰，劉培善說：“老肖你不要過海，掌握好預備隊。”

當天午夜滿潮，趁滿潮登陸最有利，如再改期，受潮汐周期和天氣、風向的變化影響，不知又要耽擱多少時間。

在此同時，李良榮充分做好了戰鬥準備。李良榮判定解放軍不登陸則已，如登陸金門，則必定在古寧頭至一點紅之間。他命令二十二兵團在古寧頭和一點紅之間沙灘上舉行了反登陸演習，到黃昏才結束。幾個小時之後，解放軍果然就在這一線登陸，根本沒有奇襲之效，而蔣軍得以按部就班，有條不紊，以逸待勞。

蔣軍的坦克配合步兵在一點紅海灘進行反登陸演習時，其中一輛坦克發生故障，無法開動，停在原地修理。午夜時分，解放軍第一梯隊在這一帶搶灘登陸，這輛壞了半天的坦克居然開動了，當即向解放軍登陸部隊開火。解放軍為避其鋒芒，撤入海灘附近的草叢中，這輛坦克衝入解放軍的隱藏處做蛇形碾壓。後來這輛坦克被國民黨授予“金門之熊”的稱號。

十月二十四日十九時，高魁元向胡璉報告：今天入夜後，大陸沿海一帶一點燈火都沒有，大反常態。高魁元判定：解放軍可能於當天夜間或隔天淩晨攻擊金門。金門全島緊張備戰。

十月二十四日二十時，肖鋒一聲令下，在大陸蓮河、大嶝、澳頭和運河等處港灣解放軍的三百多條船和九千零六十八名（其中有三百五十餘名船工）官兵分三路出動。

十月二十五日零時，金門島一點紅守軍的一個排長查哨時誤觸地雷，轟然一聲巨響，守軍被驚醒，以為解放軍來犯，匆匆進入陣地。借著微弱的月光，他們發現海面上有一大片黑壓壓的船隊，遂按事先的約定，連開三槍警告。

十月二十五日零時二十分，主攻團在一點紅搶灘登陸。這一天是金門全年潮水最高的日子，蔣軍在海灘的第一道防線的碉堡和鐵絲網幾乎被水淹了一半，士兵都站在碉堡裏面的水中。解放軍船隊順風乘潮，猛撲海灘，收勢不住，有許多船隻衝過了碉堡，船頭插入沙灘。防守碉堡的蔣軍不得不反過身來向後面射擊。

當時解放軍幾乎全是旱鴨子，許多戰士是頭一回見到大海。一個團長曾說：“誰在海裏放了這麼多鹽，那麼鹹！”風浪太大，解放軍官兵幾乎全都暈船暈得七葷八素，加之漁船腥味重，官兵聞不慣，更加嘔吐得厲害，體力大減。

十月二十五日二時，由於解放軍徵集的水手大都來自福州和泉州等地，不熟悉航道，事先又未經過練習，所以兩個助功團的船未能按預定航線前進，一部份被大風吹到古寧頭一帶。劉天祥和徐博指揮部隊迅速搶灘。有船工見船向灘頭衝得太猛，急得大叫：“太近了！太近了！”但無人理睬。潮水來得快，去得也快，當船隊準備返航時，潮水已退到了十米開外，結果幾乎所有的船隻都擱了淺，大部份船工棄船逃跑。

十月二十五日三時，肖鋒的軍指揮所裏氣氛凝重。劉天祥報告：“登陸成功。俘虜敵人一千餘名，不好看管。”徐博報告：“正向金門城方向攻擊前進！”肖鋒精神大振，以茶缸盛酒，連飲三缸，遙祝前方：“同誌們奮勇前進！”

十月二十五日三時三十分，邢永生率主攻團在一點紅登陸後，突遭蔣軍坦克的襲擊，隊形大亂。金門島上有一支裝甲部隊，共有美制M5A坦克二十二輛，解放軍知道這個情況，但解放軍歷來對蔣軍的坦克十分輕視，而且這支裝甲部隊組建不久，主要成員都是從淮海戰場雙堆集突圍逃出來的殘兵。登陸部隊並未認真準備反坦克作戰，部隊帶了打坦克的火箭筒，當時火箭筒分為前筒、後筒和火箭彈三部份，需三人配合才能發射。因為計劃不周，結果前筒、後筒和火箭彈分裝在不同的船上。強行登陸後，建制混亂，一時無法湊齊三個部分，火箭筒全然無法使用。

邢永生身負重傷，被蔣軍抓獲後有叛徒指認其為團長，蔣軍將他分開關押，後送台灣，不久被槍斃。

台軍教科書中寫道：“古寧頭戰役之前，國軍守島，皆採取守勢作戰。而古寧頭之戰，二十二兵團不守卻攻，奠定勝局。金門、馬祖與台灣皆為海島，僅大小有別耳。保衛台、澎、金、馬基地之作戰，皆為反登陸作戰。反登陸戰在本質上為守勢，但在作戰行動上則必取攻勢。因為只有以攻擊手段，始能消滅登陸之敵，達成防衛之目的。”

金門戰役一打響，解放軍尖兵直插呈啞鈴狀的金門的蜂腰部和金門縣城，在這關鍵時刻，李良榮非但不收縮部隊，反而命令部隊進攻。解放軍前鋒已逼近北太武山，然而身後有未被攻克的蔣軍碉堡，前面有蔣軍的攻擊部隊。解放軍抓獲的俘虜近千人聚集在灘頭，結果被蔣軍奪回。

十月二十五日五時，二五一團和二五三團繼續擴大戰果，向縱深猛插，但打著打著，聽對方的槍聲和炮聲，發覺是訓練有素的部隊。劉天祥用電台問指揮所：“是不是胡璉兵團上島了？”回答：“不知道！”

十月二十五日八時，胡璉兵團開始在急風驟浪中強行登陸。那時料羅灣沒有碼頭，登陸的方法是在岸邊停一艘船，運兵船靠近岸船，人先上岸船再上岸。軍情如火，不能再等，胡部便採取所謂的“空中飛人”方式登陸，即海浪湧上來時，兩船船身在霎間靠近，人在這一刻跳到另一船上，海浪退時，兩船船身會立即拉開。一個連長帶頭跳躍，由於不慎，被兩船船體擠成肉漿，人人膽寒。這時胡璉堅持要當“空中飛人”，結果他驚險地跳了過去，給予官兵極大的鼓舞。二十二兵團聽說胡璉登島，歡聲雷動：“胡老頭到金門啦！”


在此同時，國民黨空軍唯一的中型轟炸機第一大隊對解放軍擱淺在海灘的船隻輪番轟炸掃射，國民黨海軍副總司令黎玉璽也親率太平艦趕來，用艦炮轟擊那些船隻。金門戰役成為蔣軍在國共內戰中極少數成功的三軍聯合作戰。解放軍押船官兵見勢，紛紛跳船投入戰鬥。船隊燃燒起火，熊熊火焰有幾十米高，在大陸一側看得清清楚楚，第二梯隊的指戰員急得跺腳流淚，但一條船也未返回。

十月二十五日十二時，高魁元的十八軍全力投入了戰場。起初他不敢把兵力用盡，擔心解放軍在一點紅和古寧頭方向是佯攻，爾後從金門東部登陸。他布置了一部兵力密切監視金東，直到確認東部安全無事。

十月二十五日十三時，《廈門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解放軍進攻金門的消息，大標題是：“解放軍登上金門島，不日即可解放”。這是金門戰役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諸大陸報端（金門戰役就此成為機密）。

十月二十五日十四時，解放軍兩個助攻團面對蔣軍的優勢兵力，血戰不退，在林厝、觀音亭山、安岐和埔頭一帶與蔣軍激戰。解放軍控制著古寧頭村周圍大約兩平方公裏的地區，一個無名高地先後易手七次。胡璉與高魁元親臨前線，冒著槍炮給官兵打氣，拿酒和燒雞親自餵負傷的士兵吃。蔣軍再次衝鋒，舉著青天白日旗衝上了無名高地。

十月二十五日十八時，解放軍退守古寧頭。十兵團從廈門、晉江等地火急籌得的幾條船，大部份被國民黨空軍炸沉。軍指揮所裏，肖鋒問眾人：“部隊是增援還是不增援？” 八十二師副政委龍飛虎說：“我們已經犯了罪，不能再添油似地增援。敵人兵力那麼多，增援一兩個營能有什麼用？”肖鋒打電話向葉飛請示，葉飛以不容辯駁的口氣說：“只要有一線希望，就要派兵增援，同胡璉兵團打到底！”肖鋒遂決定派二四六團團長孫雲秀率四個連增援金門。增援的官兵均知此一去必不複返，但個個義氣凜然。

十月二十五日入夜，因整日鏖戰，雙方傷亡極大，就在此刻，李良榮仍命令他的疲憊不堪的部隊進攻，師長下到營，團長下到連。四十二團團長李光前赤膊衝鋒，高叫：“今晚是我們二十二兵團生死存亡關頭，天亮前我們如果不把敵人趕下海去，我們就要下海了！”李光前是蔣軍戰死者中軍階最高的。

十月二十六日淩晨，孫雲秀的增援部隊登上古寧頭，與劉天祥和徐博會合。孫雲秀立即率部發起攻擊。戰鬥起初進展順利，解放軍又逼近了金門縣城，金門城守軍死戰不退。天亮後，高魁元的十八軍鋪天蓋地而來，孫雲秀們寡不敵眾，邊打邊撤。當時蔣軍的總兵力已增至四萬餘人。

十月二十六日十三時，解放軍又一次被逼回古寧頭。胡璉到前線視察，參謀問：“哪支部隊進攻古寧頭？”胡璉曰：“當然十八軍！”十八軍多由江西人組成，胡璉常說：“正氣在江西。自文文山（文天祥）先生之後，江西文風至盛，正人君子，輩出不窮。”

十月二十六日十八時，在古寧頭劉天祥的團指揮所裏，電台一直與大陸指揮所保持著聯系，揚聲器裏不停傳來大陸指揮所的聲音：“堅持！堅持！”可就是不見一兵一船過海。

十月二十七日淩晨，肖鋒給堅守古寧頭的部隊發了一封電報，節錄如下：

“敬愛的邢永生同誌、孫雲秀同誌、劉天祥同誌、田誌春同誌、徐博同誌、陳利華同誌並轉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和船工：親愛的同誌們，自十月二十四日晚二十一時，為了解放祖國東南沿海島嶼，……為殲滅蔣介石的殘餘潰眾，付出了寶貴的鮮血，不少同誌犧牲了年輕的生命。……由於領導錯誤判斷了敵情，我十個戰鬥建制營遭到失敗，寫下了極其壯烈的史篇。……為保存最後一份力量，希望前線指戰員機動靈活，從島上各個角落，利用敵人或群眾的竹木筏及船隻，成批或單個越海撤回大陸歸建。我們在沿海各地將派出船隻、兵力、火器接應和搶救你們。……”

十月二十七日七時，孫雲秀負傷後飲彈自盡。

十月二十七日八時三十分，蔣軍對古寧頭陣地發起總攻。蔣軍海軍軍艦繞到古寧頭北面的海上，用重炮向地面炮火射擊不到的死角轟擊，飛機也出動了。十時許，古寧頭陷落。

解放軍三個團的兵力登陸，卻沒有一名師指揮員隨同統一指揮。競渡時已十分混亂，除主攻團在大嶝島海面完成全團戰鬥編隊外，其它兩個團的登陸地點大都偏離了預定目標。大家上岸後一個勁朝縱深猛插，沒有立即修築工事，鞏固灘頭陣地。只有在古寧頭突破的助攻團留下了一個營鞏固登陸場，正是由於在古寧頭留下了一個營，才能以該點做為支撐點，堅持戰鬥達三天之久，增援部隊的四個連也正是在這個地段登陸的。無統一指揮即無協同作戰。三個團上岸後，由各團的首長直接接受軍指揮所的命令，互相間缺乏溝通聯係，終被敵人各個擊破。

胡璉登上湖南高地觀戰時，一個師長告訴他，敵二十八軍代軍長肖鋒率兩萬餘眾來犯，已遭痛擊，肖鋒諒巳被擊斃。胡璉微笑不語。蔣軍將一部解放軍包圍在壟口，一邊進攻一邊高呼：“活捉肖鋒！”這時有一名解放軍幹部躍出塹壕，大喊：“我是肖鋒！”隨即拉響手榴彈壯烈犧牲。一時間，敵酋肖鋒斃命之說盛傳。胡璉則做出了兩個判斷：1）解放軍登陸金門的人數不會超過一萬人；2）根據解放軍攻擊淩亂、協同不好的情況看，上島的指揮官估計不會超過師級，很可能最高是團級，事實證明胡璉的判斷極為精準。十月二十七日，金門守軍向台北報捷，稱斃敵軍長肖鋒以下師長五至六名，連遠在北京的周恩來都以為肖鋒犧牲了，胡璉卻在電報中稱：“解放軍僅虜得隸屬不同軍、師之四個團長。”

在金門戰役中，蔣軍付出了傷亡約三千七百人的代價。

十月二十七日十時，解放軍十兵團命令撤消戰鬥。

二五一團政治委員田誌春在二十七日晨被俘，後被關押於台北內湖集中營，一九五0年初被害。

二五三團政治委員陳利華在二十七日被俘，化名混入蔣軍，被查出後遭處決。

二五三團團長徐博在二十六日晚突出重圍進入東部山區後，一直藏在北太武山的山洞中，靠挖紅薯等充饑，等待解放軍第二次登陸。一個當地農民向胡璉抱怨他種的紅薯常常在夜間被部隊偷吃，胡璉遂出動一個師的兵力搜山。直到一九五0年一月，“長發長須，形同野人”的徐博被國軍發現，後被押到台灣處決。

金門戰役中，解放軍被俘五千二百七十五人，其中年齡較大或受過傷的九百多人於一九五0年被台灣用漁船分批遣返大陸。這些人在南京、杭州和福州接受審查之後，一律被開除黨籍、團籍以及軍籍，大多數被遣返老家種地。二五一團副團長馬紹堂在台灣集中營內拒不接受敵人的招降，曾受過電刑，回大陸後卻被判了五年徒刑。另一回到大陸的團級幹部、二四四團政治處主任孫樹亮也被判五年徒刑。助攻團的教導員之一陳之文，被俘後在集中營裏組織鬥爭，回大陸後卻被定為叛徒。一九八三年，通過複查，為其恢複黨籍，三十餘年的冤屈得到申張，陳因興奮過度，心臟病突發而猝死。全村人痛哭道：“老陳什麼苦都吃了，什麼罪都受了，可什麼福也沒享過。命薄啊！”在十年文革期間，這批人統統受到批鬥，縱是農民也不能幸免。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苦戰三天，受苦三十年。”一九八三年後，中共為這批將士平反，補發了一點錢，按複員處理軍籍，黨員恢複黨籍。其中不少人由於饑餓、病患、批鬥或年邁等原因，早已不在人世。

二五一團二營十九歲的衛生員胡清河被俘後，在一九五0年八月靠著兩支籃球球膽，在海上游了十二個小時回到大陸。但歷盡艱辛回到祖國的胡，由於做過俘虜，因此先是被部隊嚴格審查了三個月，在確認沒有在被俘期間投降國軍和做特務後，仍然被開除了軍籍和黨籍，回鄉務農。在文革中，胡多次被扣上間諜、特務和叛徒的罪名，被遊街批鬥，他的子女也受到牽連。一九八五年，胡被平反和恢複了黨籍，享受了老兵該有的待遇。

大多數被俘的士兵原是先前在大陸作戰時被解放軍俘虜的國軍，因此在“新生訓練營”訓練數月後，就分配到各部隊歸建為國軍。留在台灣的戰俘在大陸都被列為烈士，家屬享受了數十年烈屬的優待。等到兩岸開放探親以後，一些“烈士"從台灣返鄉，成了受到地方統戰部門熱烈歡迎的台商。

肖鋒在作戰失利後的第二天來到兵團司令部，見到葉飛時，“面色慘白，失聲痛哭”。金門戰役是這位紅軍老戰士的第一千三百六十五次戰鬥，也是他最後一次的戰鬥。一九五五年授銜時，肖鋒僅被授予大校軍銜。一九六一年，由毛澤東特批晉升為少將。他離休前是副軍級的北京軍區裝甲兵副司令員，那級別與他在金門作戰時的一樣。

葉飛自請處分，但毛澤東原諒了他，他的地位始終未受影響。

金門戰鬥後，十兵團專門召開會議檢討戰役。這次戰役失利的主要教訓是：在勝利的形勢下，高級指揮員輕敵麻痹，盲目樂觀，戰鬥任務尚未全部完成，就過早地轉移了工作重心，忙於城市接管，把攻打金門的指揮責任交給了二十八軍；對渡海登陸作戰的特點和困難認識不足，船隻準備不充分；敵情掌握不準確，對國軍十二兵團兩個軍增援金門，敵我力量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未及時察覺，只強調抓住戰機，仍堅持按原計劃發起戰鬥；戰鬥組織指揮不嚴密，不同建制的三個團沒有統一指揮，倉促發起戰鬥，這就難以避免造成嚴重的損失。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澤東親筆以“嚴重注意攻擊金門島失利的教訓”為題以中央軍委的名義致電華東野戰軍暨各野戰軍：“你們以三個團登陸金門島，與敵三個軍激戰兩晝夜，後援不繼，致全部壯烈犧牲，甚為痛惜。查此次損失，為解放戰爭以來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為輕敵與急躁所致。當你們前次部署攻擊廈門之同時，擬以一個師攻占金門，即為輕敵與急躁表現。”

金門戰役之後，在一段時間內，解放軍一直在做重戰金門、解放台灣的準備。蔣介石則一直讓胡璉當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一九七七年胡璉逝世，享年六十九歲。胡遺囑將自己水葬於金門和廈門之間的海底深處，聲稱“長眠海域，魂護台、澎”。

李良榮在一九五二年退役後經商，常居馬來西亞，因車禍去世，享年六十一歲。

高魁元在一九七三年出任台灣的國防部長，與他在黃埔軍校時的同學林彪等同。高魁元是中華民國歷史上年紀最大、任職時間最久的國防部長，也是國軍中年齡最大的現役將領，號稱“最長壽的上將”。高魁元享嵩壽一百零五歲。

無金門之戰，便無今日的台灣。當時美國已經拋棄了蔣介石。國軍一部在西南，一部在海南島，一部在中越緬邊境，台灣實際是個空島，胡璉認為台灣島上的總兵力不會超過十萬，而且“官比兵多，槍比人多”。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七日，金門戰役獲勝的消息傳到台北，蔣介石流了淚。他太知道金門戰役的意義了。他說：“這一仗我們全勝了。……台灣安全了。”

金門戰役奠定了國民黨經營台灣的心理基礎。本來共軍打蔣軍，左右都是贏；蔣軍打共軍，橫豎都是輸。到一九四九年，蔣軍更是士氣土崩瓦解。在這種情況下，金門戰役象一針強心劑，注入了國民黨瀕死的肌體，這個黨又活過來了。蔣經國認為“金門戰役是國民黨的轉折點。”胡璉說：“金門戰役的勝利既是軍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馬英九在紀念金門戰役六十年時說：“古寧頭戰役改變了兩岸命運，台灣在一甲子的時間裏創造了經濟與政治雙重奇跡，但大陸一路走來血淚斑斑，比台灣更加曲折艱辛。”

民進黨上台後繼續接過“古寧頭精神”的接力棒。呂秀蓮稱：“古寧頭大戰，兩岸變兩國。”

台灣省戒嚴令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公布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該條款賦予總統不必通過立法院而宣布戒嚴及發布緊急命令的權力。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台灣省政府與警備總司令部公布了“台灣省戒嚴令”。這個戒嚴，不是二二八時誰都不許上街的戒嚴，而是法律層面上的戒嚴，就是說，憲法與法律靠邊站了，一切由警備總司令部說了算。

有了戒嚴令，還要有些具體的管人措施，於是在同月又通過了“懲治叛亂條例”，這個條例裏有一大堆“賣國罪”、“內亂罪”、“通敵罪”和“暴動罪”等該殺之罪；懲治條例裏還有一條：“散佈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消息，足以妨害治安或搖動人心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據中華民國法務部的公開資料，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的白色恐怖高峰期間，台灣有三萬多人被捕，四千五百多人被槍斃，無辜受難者約十四萬人。

一九五0年六月，金日成決定揮師漢城，美國第七艦隊立即進入台海，毛澤東架在國民黨脖子上的刀被推開了，危如累卵的台灣大大地鬆了口氣，然而戒嚴令卻一直延續了三十八年。國民黨全靠戒嚴自保。

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彰化人蔡孝乾年輕時在上海大學學習時，受瞿秋白和任弼時等人的影響，加入了中共。一九三四年，蔡當選為中華蘇維埃中央委員，隨紅軍長征。他是唯一參加過長征的台灣人。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延安後，蔡擔任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內務部長。一九三七年，蔡任八路軍政治部敵工部長。

蔡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初奉命返台，在台北與台共的黨員開會，傳達中共的指示，於是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立。省工委成立以後，在台北地區組織了中共台北市委，隨即陸續在基隆、台南、台中、嘉義、新竹和高雄等地成立了省工委下屬的各個市工委。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省工委尚屬初創時期，黨員僅七十餘人。在嘉義起義中武裝反抗陳儀政府的台灣自治聯軍的張誌忠是省工委副書記。二二八事件後省工委快速發展，至一九五0年三月蔡被捕時，全台省工委成員約有九百餘人。

一九四八年六月，蔡與省工委核心幹部奉中共指示，前往香港參加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上海局書記劉曉和台灣代表蔡、謝雪紅、張誌忠、陳澤民和楊克煌等十六人。會議決議對台工作需從長計議，以“台人治台”為號召，並團結外省人共同支持台灣的解放事業。

省工委學生工作委員會負責學運及統戰，領導了“救苦、救難、救饑荒”運動和四六事件。

（自一九四七年起，上海、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裏發生了在中共領導下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學生運動，該運動在一九四八年傳到了台灣，改頭換面成為“救苦、救難、救饑荒”運動。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台大與台師大的兩個學生在台北合騎一輛腳踏車，被交警攔住，惹起糾紛，結果兩學生被打，還被抓進了警察局。警察打人本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不過這次正巧學生在搞運動，於是不少學生把警察局給圍了。警察見來了大批學生，趕緊把人放了，還道了歉。可是學生不但喊出了大陸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之類的口號，還在三月二十九日成立了一個覆蓋全台北的學生聯合會。在學聯成立的晚上，台大法學院舉辦了營火晚會，晚會中演唱了“你是燈塔”和“團結就是力量”等紅歌（“你是燈塔”的歌詞是：“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著航行的方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們永遠跟著你走，人類一定要解放。”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慶祝大會上唱此曲時，與會的蘇聯代表表示此曲類似蘇聯的追悼歌，因此在十月下旬被禁唱了）。

一九四八年底，國民黨省黨部已經換了蔣經國當主任委員，陳誠任省長兼警備司令。蔣經國暫時有名無實，人在大陸還沒過來。陳是蔣介石親信裏的親信，所以台灣就陳一個人拍板。陳政治敏感，又大權在握，台灣的學運既然有共產黨的背景，還在向大陸學運的模式發展，於是陳出手鎮壓。

一九四九年四月五、六兩天，國民黨軍警進台大與師大校園抓人。其中四月六日去師大抓人時，學生弄點了餐桌椅之類擋住樓梯，並向軍警扔餐具等雜物，結果軍警“攻堅”，抓了二百多學生。

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七年先後將“皇親國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轟下台的有名的“傅大炮”、台大校長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逕行進入台大校園逮捕師生極為不滿，親自找當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對台灣警備副總司令彭孟緝說：“若有證據，該抓就抓，若無證據就不能隨便進學校抓學生！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傅斯年盡力保護涉案學生，要求軍警不得對遭捕的學生上手銬，並保留了那些學生的學籍，希望他們將來有機會複學。

事後有八個學生被槍斃。這就是四六事件。

陳誠和彭孟緝等抓學生進而殺人，基本上是出於恐懼。台灣的國民黨有大難臨頭的恐懼。畢竟，台灣是國民黨無法放棄的最後的安身立命之地，而解放軍說打就可能打過來。）

省工委武裝工作委員會專職從事綁架勒贖、暗殺、搶劫等活動。

省工委曾提出“攻台建議書”，建議解放軍於一九五0年四月進攻台灣。

一九四九年八月，省工委秘密發行的《光明報》遭當局破獲。十月，省工委在成功中學、台大法學院和基隆中學等處的分部相繼被查，多名負責人被捕。十月三十一日，省工委高雄市委被偵破，其後相繼發生的一係列案件更加嚴重削弱了省工委的活動能力。

十月，保密局發現了省工委委員陳澤民的行蹤，隨即將其逮捕，陳澤民招供後，保密局依據其供詞，在一九五0年一月逮捕了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蔡孝乾用計脫逃，不過於四月再次落網。他在一周之內向當局投降，供出了他所掌握的所有在台的中共特工名單。蔡的叛變直接導致島內四百多名中共黨員被捕，牽連一千八百餘人入獄。

一九五0年春，省工委山區遊擊武裝被破獲。

隨後蔡與省工委委員陳澤民及洪幼樵聯名發表了“為宣布解散中共台灣省工委組織告全省黨員書”，勸告尚未遭捕的黨員迅速向政府自首與坦白一切組織關係，並停止組織活動（蔡之後加入了國民黨，任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二年又任職於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後升任該室少將副主任兼中華民國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陳澤民和洪幼樵受封上校）。

一九五0年五月，省工委副書記兼武工部長張誌忠被捕。蔣經國曾多次到獄中勸其投降，遭到拒絕。張於一九五四年三月被槍決。

同月，台南市工委成員陳福星等人重新整合組織，退入苗栗三義山區與當局對抗。

一九五一年春天，陳福星成為省工委首腦。

一九五二年四月，省工委再次遭到摧毀，陳福星在當年召開記者會宣布解散組織。

一九五三年底，陳福星獲得國防部“核准自新”，先後在台北區調查處、第三處和基隆海員調查處任職。

在解放軍無力攻台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大力整肅中共勢力，加強對台灣的控制，省工委不可避免地走向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