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系列9之2】長衡會戰（第4次長沙會戰）（中）

eric955168

原文：長衡會戰之第4次長沙會戰，薛岳私心驕兵自跌「神壇」（中）

抗戰史記 2021-03-25 13:29

英勇拼殺的國軍戰士

國軍戰士

1、日軍湘江兩岸攻勢

長沙淪陷後。由於日軍雖然攻略不少地盤，但未能捕捉到國軍第9戰區的主力部隊。為了給進攻桂林、柳州掃除後患，第11軍在進攻長沙的同時「立即著手準備部署下一期的會戰：以一部分兵力向衡陽突進，在迅速攻占衡陽的同時，並蒐索殲滅萍鄉、醴陵、攸縣方面東部山岳地帶的重慶軍」。中國派遣軍司令部認為「第11軍雖力圖殲滅第9戰區軍的主力，但敵軍大部迴避與我決戰，尤其是敵軍退避到了東面山岳地帶，如不將其殲滅，對第2期作戰向桂林、柳州方面進攻，則很難保證不留有後患」。於是，第11軍於18日發布命令，「要以部分兵力乘敵戰局崩潰，向衡陽挺進」。日軍判斷國軍主力之所以避開決戰，「誘我深入」，是要等待第3、第6戰區援軍到達後再行決戰。遂於佔領長沙後，命令「第68、第116師團向衡陽突進，負責攻占該地」；原定向衡陽挺進的第3師團攻下瀏陽後，「擔當擊潰來自第3戰區增援部隊」的任務；第13師團於攻克醴陵後，「向攸縣、安仁方面突進，負責摧毀並攻占重慶今後進攻的據點」；湘江西岸的第40師團「負責阻止並擊潰第6戰區的增援，特別要在攻取益陽、寧鄉之外，還要進而攻取湘鄉」。顯然日軍準備在衡陽作戰前，先對湘江兩岸的國軍發起掃蕩作戰，以掃除後患；這也為第10軍在衡陽的布防爭取寶貴的時間。

1944年6月20日，蔣介石電令第9戰區各兵團以阻敵深入、確保衡陽為目的，從東西兩翼夾擊日軍。具體的戰略部署是：中央以一部於淥口、衡山地區持久抵抗，東翼主力由醴陵、瀏陽向西，西翼主力由寧鄉、益陽向東，夾擊深入之敵而殲滅之。第9戰區亦將作戰計劃作了修改「國軍以阻敵深入、確保衡陽為目的，以一部於淥口、衡山東西地區持久抵抗，以主力由醴陵、瀏陽向西，由寧鄉、益陽向東，夾擊深入之敵而殲滅之。」按照這—作戰計劃，薛岳命令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30集團軍總司令王陵基指揮第72、第58、第26軍迅速擊破醴陵東北地區之敵，攻擊日軍主力左側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27集團軍總司令楊森指揮第20、第44軍先擊破醴陵以北地區之敵，爾後轉移到王陵基所部左翼，協力向西攻擊日軍；第27集團軍副總司令歐震指揮第37軍、暫編第2軍及第3師在淥口、衡山間堅持抵抗，阻敵深入；第24集團軍總司令王耀武指揮第73、第79、第99、第100軍及第4軍殘部向湘江東岸敵後反擊；第27集團軍副總司令李玉堂指揮第10軍、暫54師固守衡陽；第62軍黃濤仍為軍委會直轄的預備部隊，控置於衡陽西南地區待命。這一作戰部署，最終避免了第9戰區主力被殲滅的悲劇，並形成了雙方在湘江兩岸對峙的局面。

日軍第11軍遂轉入追擊態勢，「在以向衡陽的挺進線為起點，連結醴陵、萍鄉、攸縣、安仁約30至60公里的外圍一線，展開了對重慶軍的搜索殲滅戰」。湘江東岸的戰事以醴陵一帶的爭奪最為激烈。1944年6月中旬起，日軍以精銳第3師團、第13為主力尾追退向醴陵、萍鄉方面的第26軍等部。7月1日，第13師團一部攻陷醴陵，次日即向萍鄉方向實施追擊。而第3師團除派出第68聯隊向攸縣挺進外，師團主力亦向萍鄉進擊。醴陵失陷後，王陵基於20日組織第26軍為基幹，以第20、第72、第58軍各一部互相協同全線反擊，「從湘東、美田橋附近」向醴陵進攻。但在日軍的穿插進攻下，處處告急，反攻行動不能統一，一時無法奏效。戰至7月4日，滇軍第58軍以3個師的主力對醴陵日軍發起猛攻，「奉命守備醴陵的宮崎部隊（以騎兵第3聯隊長宮崎次彥大佐指揮的聯隊和步兵第34聯隊的兩個中隊、山砲兵、追擊砲各1個中隊為基幹），自4日以來遭受優勢的重慶軍第58軍的攻擊。4日夜半以來該敵先來攻打塔嶺，繼而來攻仙嶽山」。日軍一方面將陣地收縮到醴陵周圍，另一方面又從株洲和衡陽抽調1個輜重兵聯隊和1個步兵大隊增援醴陵。其中塔嶺等高地的爭奪戰打的異常激烈，日軍損失頗重；僅7月5日和6日兩天的戰鬥，日軍「騎兵聯隊的副官、兩中隊長和大部分小隊長，均負傷或陣亡」。這時，日軍第13師團主力被迫經攸縣、安仁、耒陽一線，最終撤向耒水西岸。但中國派遣軍將原在瀏陽集結的二線部隊第27師團投入戰鬥，自6月中旬以後，醴陵、攸縣、萍鄉、安仁、茶陵等地大多幾經易手。（史料來源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一號作戰之二湖南會戰》（上），第126頁。）

早在7月1日，蔣介石就判斷日軍「似有奪取衡陽，打通粵漢路並竄犯桂林企」，便要求各兵團「乘敵深入，後方空虛……用正面阻止及側背猛攻而擊破之」，並提醒各部「切忌分散兵力，處處設防，追隨敵之行動，而自陷於被動地位」，戰後證明這一命令完全正確。而第11軍則要求各部抓住時機，圍殲醴陵、安仁附近敵第9戰區軍的主力。兵力部署具體為：第34、第27師團在醴陵一帶，第13、第3師團各一部在安仁一帶，第3師團主力在茶陵，分別完成圍殲中方第58、第72、第37、第20、第44等5個軍共約18個師的任務。最終雙方都未完成自己的戰略目標。國軍固然沒能擊破日軍，但日軍在國軍不斷的狙擊和反擊下，其圍殲第9戰區主力的圖謀亦未能得逞。日軍主力長時間在山岳地帶左突右衝，又遭到中美空軍的不斷打擊，後勤補給十分困難。7月中旬，僅用於開闢汽車道路的日軍就有兩個多師團，大大影響了部隊的作戰的機動性。

湘軍抗日名將—唐伯寅將軍（1949年參加湖南起義，1952年在鎮反中遭到錯殺，1983年平反。）

湘江西岸，日軍第40師團主力於6月底開始向永豐挺進，7月3日即攻陷該地。10日，第58師張靈甫部及第19師唐伯寅部向永豐發起反攻，「我在空軍密切協同下，官兵奮勇搏戰……我逐區佔領永豐市」，日軍殘部據守摒林、雙峰山、金田橋、沙田舖一線。「是役斃敵300餘，擄獲步、機槍29支，我傷營長1，傷亡連、排長9員，士兵200餘名」。光復永豐，也是整個長衡會戰中，國軍取得第3個勝利，但已無法挽回敗局。之後張靈甫將軍率領第58師在衡陽解圍戰中也打的英勇頑強，成為整個長衡會戰中表現最為優異的中國軍隊之一；張靈甫將軍也憑此戰奠定了其第74軍第4任軍長的位置。

在此之前，第15師曾向盤踞湘鄉城的日軍猛烈攻擊，第45團一部衝入城內後與守敵約1個大隊展開「白刃格鬥，敵我傷亡均重」，該團「傷斃敵約400餘，我亦陣亡45團2營長李熙績及連長兩員，傷連長以下官兵（長）8員，傷亡士兵百六十餘」。12日凌晨，該師第45團和第43團，分別向湘鄉城、朱津渡和嶽麓山發起突襲，第43團一部曾冒著敵猛烈砲火突入雲麓宮，「敵百餘被我白刃格殺，斃傷過半，遂狼狽逃潰，當俘敵34師團218聯隊山崎少尉一員，並獲步、馬槍甚多」。日軍第40師團的任務主要是「保證進攻兵團側背的安全」，7月中旬以後，鑑於中方軍隊開始集結衡陽西部的態勢，其主力便「從金蘭寺、永豐附近開往衡陽附近」。

湘桂作戰是日軍「1號作戰」的核心所在。為了充分保證第11軍打通粵漢線和掃蕩湘江兩岸第9戰區主力，日軍又令在上海方面的第13軍「在金華正面採取攻勢策應第11軍初期的作戰」。自6月上旬開始，第13軍便令以第70師團為主力的共「8個步兵大隊為基幹的部隊，開往龍遊、衢縣方面作戰，殲滅當前的重慶軍，牽制敵第3戰區軍，以利於第11軍的作戰」。在前進途中，這股日軍不斷遭到國軍的阻擊，至湯溪鎮—龍遊一帶時，遇到國軍第26、第79兩個師的頑強抗擊。在獅子山高地，國軍擊斃了第70師團第62旅團長橫山武彥少將。12日，日軍主力佔領龍遊縣城。同時，國軍由龍遊西南一帶發起全線反攻，斃傷日軍大隊長以下官兵甚多。此後，日軍主力不顧傷亡，直撲衢縣，在衢縣及其西南一帶的國軍計有第26、第146、第105、第79等約5個師的兵力，準備合圍日軍，但旋即日軍先發制人的打擊下竟全線敗退。25日，日軍迫近縣城，次日「衝入衢縣城東南角、隨後奪取南門、北門和東門，將敗走的敵人逼到西北城角，約有2000敵軍被殲滅在水邊」。這時，日軍第11軍早已攻下長沙，並推向衡陽，第13軍已達到了既定的目的。27日開始，第70師團「從衢縣附近返回金華及蘭溪附近集結」。

這樣，日軍第40、第70師團的作戰達到了阻止國軍第6、第3戰區支援第9戰區的戰略目標，而第9戰區部分兵力又在湘江兩岸與日軍陷入膠著。

整個湖南戰場的中心便移到對戰略重鎮衡陽，震驚世界的衡陽保衛戰開始了。

抗日名將，民族英雄—薛岳

2、歷史公論

此次長沙保衛戰，國軍參與作戰的部隊計有第99、第20、第37、第4、第58、第72、第44以及暫編第2軍等8個軍25個師，中日雙方武器裝備相差不大，國軍兵力還佔一定優勢。

長沙城的陷落如此迅速，究其原因，除了國軍兵員素質、後勤保障等差距。最主要有以下8大原因：

首先，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自第3次長沙會戰以來，就沉浸於「戰神」、「當今岳飛」的勝利喜悅中，驕傲自滿；不聽從蔣介石多次命令積極備戰，竟認為日軍在前3次長沙戰役受挫後（實際第2次長沙會戰是慘敗），一時不敢再打長沙，又以日軍兵力抽調至太平洋和東南亞戰場，在中國戰場力量薄弱，加之時值雨季，氣候和湖南的地形不利於日軍機械化部隊作戰，故而疏於防範。

當日軍攻勢明朗後，又完全照搬前3次長沙會戰的老戰術，「以第44軍守瀏陽，第4軍固守長沙及嶽麓山；第27及30集團軍在現陣地遲滯，消耗敵人後，以主力向平江、瀏陽附近地區轉移；第37軍在汨羅江沿岸遲滯，消耗敵人後，向瀏陽、永安地區轉移……」，「第10軍固守衡陽，但以1個師主力開易俗河，掩護湘潭、衡陽交通線……，以一團位置於醴陵，掩護醴陵至攸縣之交通線。」可以看出，正面防守長沙的兵力只有第4軍1個軍，防守衡陽的兵力還不足1個軍（第10軍當時為慘軍）, 嚴重分散兵力。據時任第9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參謀長趙子立和548團團長王光倫回憶：「第3次長沙戰役時，湘江兩岸無情況，以1個軍守長沙，兵力尚嫌少，此次，敵人於湘江東西兩岸同時進犯，仍以1個軍守長沙和嶽麓山，守備的兵力與陣地根本不相稱。就按嶽麓山說吧，北、東、南三面，總共約13、4里，對最優勢的敵人，如企圖作最堅強的持久防禦，1個團只能給予兩面的正面，尚必須有充分的預備隊，以此而論，僅嶽麓山就需1個軍兵力，何況尚有長沙呢？」由於兵力不足，且又按「天爐戰法」逐次使用，將應參與決戰的兵力分用於決戰地後方甚至於日軍非進攻方面作防守，導致長沙和衡陽均無充分決戰的能力。第9戰區的這種兵力部署，真可謂正中日軍下懷。

反觀日軍早就破解了「天爐戰法」，而且準備充分，造成了第4次長沙會戰全面潰敗。而隨著戰事不斷惡化，重慶軍委會和薛岳一度未作出有效調整；直到長沙淪陷第3天（6月20日），蔣介石才電令第9戰區各兵團以阻敵深入、確保衡陽為目的，從東西兩翼夾擊日軍；才穩定了湘軍東岸局勢，破壞了第11軍圍殲第9戰區主力的目標。

現張靈甫將軍陵園

第2：據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1號作戰之二湖南會戰》（上）第78頁記載「第9戰區軍的主力……大部迴避與我決戰」。

騰訊短史記《蔣介石父子為何不肯重用「名將薛岳」？》

縱觀整個第4次長沙保衛戰，除了張靈甫率第58師寧鄉保衛戰、唐伯寅第19師收復益陽，張、唐兩部又聯手收復永豐外，其餘部隊大多避戰，保存實力。據短史記《蔣介石父子為何不肯重用「名將薛岳」？》指薛岳、吳逸誌等人在第3次長沙會戰後，試圖將第9戰區部隊培植成所謂的「岳家軍」嫡系部隊。同時，積極掌控湖南軍政大權，這引發蔣介石不滿；加劇了蔣、薛矛盾。1944年湘桂會戰前後，薛岳還參加「華南分離運動」，在史迪威支持下，與桂系白崇禧、粵系李濟深、滇系龍雲等積極反蔣；企圖另組所謂「西南聯防政府」，與重慶國民黨中央對抗。不過，並未提及長衡會戰期間，薛岳曾為保存實力，而將主力調出。經筆者考證，整個長衡會戰中第9戰區大部分部隊確實保存實力。或許與蔣與薛矛盾，薛倒蔣有關。

第3，情報分析滯後，判斷錯誤

軍委會及第9戰區對日軍投入兵力預估嚴重不足，重視度不夠。

日軍「1號作戰」於4月17日在河南打響；4月24日，軍令部仍判斷日軍在平漢線的攻勢，是聲北擊南，其目標恐仍在粵漢線。4月27日，軍令部得到來自越南方面的據稱是極可靠的情報，日軍的戰略企圖是要打通平漢與粵漢兩鐵路。但徐永昌認為日軍打通平漢鐵路「殊無理由」，日軍在河南的軍事行動，主要在打擊第1戰區的國軍，亦可能掩護換防或搶收小麥。是時日軍在河南戰場的攻勢已近半月，而軍令部長徐永昌對日軍打通平漢路的戰略意圖仍然未能作出準確的判斷。

直到5月上旬，日軍的戰略企圖日趨明朗。5月6日，蔣介石才致電駐守湖南的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由贛北直攻株州與衡陽之情報甚多，務希特別注意與積極構築據點工事，限期完成，以防萬一為要。」5月7日，軍令部和徐永昌獲悉，此次日軍南犯部隊，前後共準備10個師團。5月14日，蔣介石再次致電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積極備戰；又另電駐守廣東的第7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指示敵人企圖打通粵漢路，其發動之期將不在遠，敵將在廣州大舉增援，務希積極準備。5月15日，軍令部第1廳著手研究日軍侵犯粵漢路及湘桂路的防範方案。5月28日，蔣介石召集軍事會報，研討對湘鄂及全國軍事計劃，認為「敵寇在湘北與鄂西分別進犯，共集中9個師團以上兵力，其必欲打通粵漢路，乃為預料之事，蓋以兵力而論，或可達其目的，但以地理與空軍及運輸而論，當不能如其預計之易，吾人亦惟有針對敵之缺陷，著手抵抗，以冀補我兵力之不足也。」國軍最高當局已初步揣測了日軍「1號作戰」的戰略要圖。

而早在5月初，軍令部就收到各方有關日軍向武漢和鄂南、湘北大量調集兵力，即將進犯粵漢路的情報。軍令部第2廳將各方情報整理分析後認為，自3月中旬至5月中旬，日軍由長江下游上運的兵力約12萬，由上游下運的兵力約5、6萬，兩相加減，武漢方面日軍增加兵力約6、7萬，計約3個師團。但徐永昌對日軍的進攻能力仍估計不足。5月19日，徐永昌在回答蔣介石「豫戰之後敵人的動向如何」之諮詢時，認為日軍無持久進攻力，其部隊亦多為雜湊。

實際日軍自3月底4月初即已著手制訂「1號作戰」之湘桂戰役的作戰計劃。為此，日軍準備投入150個大隊的兵力，比1938年進攻武漢時的140個大隊的兵力更大。這些兵員中確有很多只經過短期訓練、缺乏實戰經驗的新編兵團。但日軍用了近兩個月的時間進行作戰準備，其作戰方案不僅包括總體作戰計劃的擬訂，而且具體到每一戰鬥的方案細則的制訂，包括兵力配置、作戰進度、後方兵站、警備以及氣候與地理環境等，均作了周詳的考慮和部署。相比之下，軍委會雖知道日軍在鄂南、湘北方面加緊調兵遣將，預料日軍將要進犯粵漢路，但軍令部對日軍的攻勢規模和作戰部署卻沒有進行充分的分析研究。直至會戰打響十餘日之後，軍令部才擬出一個作戰指導大綱來，此時長沙已陷入日軍重重包圍之中。

5月26日，亦即日軍發動湖南會戰的當天，日軍參謀總長東條英機向天皇上奏作戰情況說：「隨著我軍作戰準備的進展，敵方估計我將在岳州（今岳陽）、常德、宜昌以及浙贛地區，也發動進攻，因而似圖加強各個陣地，但其原有兵力分散各方，未能認真採取對策。對於我方的進攻，尚未看到敵人從其它方面集中兵力的情況。據觀察，目前敵方雖擔心我今後作戰將發展成大規模的進攻，但對我方的作戰設想尚未能做出準確判斷」。軍委會雖不像東條英機分析的那樣沒有覺察出日軍的主攻方向，但低估了日軍的作戰能力和野心，因而未能採取積極的對策和進行充分的作戰準備。要知道，豫中會戰剛剛結束。吃過情報分析錯誤及對日軍兵力投入預估不足虧的重慶統帥部，竟然還天真認為日軍不會大兵壓境。大大低估了日軍的兵力部署和作戰能力，未及時採取積極的對策和進行充分的準備。

時任軍令部長—徐永昌上將

另據徐永昌日記可知，軍令部內仍對敵情的判斷存有分歧。如軍令部第1廳認為，中戰場敵人將會師衡陽，並窺伺桂林。而軍令部長徐永昌則持有不同看法。據他的推斷，中戰場敵人進至淥口（株州以南）或即停止，即使竄據衡陽，亦決不至西入桂林。「敵人完全無深入企圖，不過一意打擊吾人反攻力量」，堅持認為日軍沒有打通粵漢、湘桂路的意圖。

正是情報分析判斷的種種錯誤，致使軍委會未作出正確的決策。對日軍的戰略意圖和主攻方向判斷不明，且太注重盟軍的觀感，一意主張節節抵抗，步步阻擊，處處設防。而蔣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徐永昌的意見。結果是，國軍防廣兵單，顧此失彼，處處都不願主動棄守，又處處未能集中優勢兵力，對日軍形成重點防守和重點出擊。與國軍不同，日軍常集中優勢兵力，縱深部署，「亙全戰役期間，敵之實力在全面計算雖劣於我軍，但在重點方面，均居優勢，且對長（沙）、瀏（陽）、衡（陽）三要點之攻略，概以絕對優勢之兵力，縱深部署，施行攻擊。」最終將國軍逐一擊破。

第4，重慶統帥部內部分歧及戰略錯誤。最終將長衡會戰打成政治仗，雖然有其必要性。整個會戰一直處於被動，且損失巨大。

在會戰伊始，重慶軍事委員會內部在戰略指導方針上存有分歧，主要有兩派主張：一派認為粵漢路勢必失守，不如主動放棄，退守湘桂路，在湘桂邊區或廣西桂林與敵決戰；另一派則主張在粵漢路沿線及兩翼組織抵抗，以狙擊日軍的野心和消耗其有生力量。前者以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為代表；後者以軍令部長徐永昌為代表。

而徐永昌主要基於政治考量。據6月3日徐永昌日記，軍事委員會內部多數認為日軍的戰略意圖是欲打通平漢、粵漢至湘桂線迄鎮南關。而徐永昌對日軍欲打通大陸交通線、摧毀西南空軍基地的說法不以為然。他判斷日軍的企圖是「欲打擊我之野戰軍，杜我反攻或轉用」，認為日軍的進退程度，全視國軍的反擊力度如何。如前所述，打擊重慶國軍與打通大陸交通線、摧毀西南空軍基地，均是日軍「1號作戰」的戰略意圖。徐永昌之所以對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企圖認識不清，乃因為他低估了日軍的作戰能力。他認為日軍「欲攻犯兩路或三路而確保之，恐彼亦不易抽出如此巨大兵力。」

鑑於第1戰區蔣鼎文和湯恩伯在北戰場抵抗不力，迅速潰敗，已引起國內外輿論的群起指責和譏評，徐永昌認為，若粵漢線也不戰而退，「抗戰前途尚堪問乎？」徐永昌的主張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可。這造成了長衡會戰，一開始就打成政治仗；也注定失敗。

而白崇禧身為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在戰略指導方針上始終持有不同看法。鑑於敵我力量懸殊，他不主張國軍與日軍在正面戰場硬拼。他建議將國軍兵力轉向敵後開展游擊，破壞其交通和後勤補給，襲擾和消耗日軍。7月26日，白崇禧從桂林致電蔣介石，呈述其戰略主張：「對敵戰法應重加檢討，查岳陽至衡陽鐵路約342公里，水路約710公里，公路約720公里，敵軍10萬以上，補給不足，我於正面既不能擊破敵人及阻止敵人，擬請改變戰法，轉向敵後襲擊其輜重，破壞其交通，使敵飢疲無法持久」。

而軍令部長徐永昌則認為，在目前國內外輿論交加貶議的情勢下，國軍唯有發憤拼命，打幾個勝仗，才能提高地位，扭轉國際觀感。徐永昌的意見大體上表達了蔣介石的心聲。而白崇禧轉向敵後開展游擊的戰略，可能對消耗敵人，與日軍展開持久抗戰切實有效，但難以在短期內起到對外宣傳的作用。故蔣介石沒有接納他的建議。顯然，又是政治左右了軍事。而究其原因，是羅斯福企圖利用豫湘桂會戰的慘敗，逼蔣介石交出中國戰場軍事指揮權；改由史迪威接任。這也是左右蔣介石軍事指揮的主要原因。

第5，國軍的指揮與協調太差。

戰時國軍指揮系統是，重慶軍事委員會設統帥部，指揮各戰區司令長官；軍委會委員長為最高統帥，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襄助委員長處理該會一切職務，下設軍令、軍政、軍訓、政治和後勤等部，分掌作戰指導、兵員徵募、軍隊訓練、政治教育、後方勤務等職能。戰區之下，其層級依次為集團軍、軍、師、團等。

按照軍事指揮系統，身為委員長的蔣介石只要將指令下達給戰區司令長官即可，但蔣素有越級指揮的習慣。一些大的戰役，蔣必親自遙控指揮，通過電報、電話，頻頻傳布命令到前方，不僅越級指揮集團軍和軍，甚至直接指令到團、營一級。1944年6月12日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發牢騷說：「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筆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為詳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既不敢違背，亦樂於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結果，所至戰事愈不堪問矣。因委員長之要求，即本部指導者，實亦有過於干涉之嫌。」

由於蔣介石事無鉅細均要親自過問，部隊長官不敢自作主張，或為了卸責，遇事均請示執行，導致前方將領欠缺自主作戰意識和機動應變能力。1944年5月6日徐永昌日記載，當日軍事委員會「會報不及兩小時，蔚文（即侍從室主任林蔚）轉達第1戰區電話至4、5次，聞有時一團之活動，戰區亦請示委員長，此非叢脞而何！」徐永昌身為軍令部長，深感蔣介石「權責集於一身，餘等欲少分其勞而不可得，以是往往於橫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轉覺國事有舉輕若重之嫌，深用惶嘆！」

蔣介石既集事權於一身，卻又經常埋怨手下無人負責辦事。軍令部副部長劉斐私下與徐永昌議論時，即認這種狀況「實由委員長自己造成，將領驕不受命，必委員長手令才有幾分幾的效率；派出人員必侍從參謀。此全係不運用組織，自毀機構能力。」

中央軍嫡系將領固然驕不受命，地方非嫡系部隊長官或因待遇不平，或出於保存實力的考慮，抗不遵命者常有之。長沙失陷後，蔣介石曾電令薛岳將第9戰區主力布守湘江以西，以拱衛西南大後方。薛岳拒不從命，聲稱必須固守湘東南，不讓日軍打通粵漢路與通往香港之海道。而據徐永昌等人揣測，「薛伯陵（即薛岳）不欲至鐵道以西，其心叵測，蓋一旦有事，渠頗有劃疆自保之意。」這也佐證了，薛岳參加反蔣運動的事實。

另外長衡會戰，除第9戰區外，還從第3、第6戰區抽調兵力。由於參戰系統不一，容易出現多頭指揮。除蔣介石越級指揮外，侍從室主任林蔚也常以蔣的名義發號施令。薛岳作為第9戰區司令長官在其防區內自有調兵遣將之權。李玉堂等集團軍主官也可名正言順地指揮其下屬。衡陽會戰期間，蔣介石指派軍委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前往桂林，協調指揮衡陽一帶戰事。白崇禧在戰略方針上本與軍令部長徐永昌意見不一，薛岳的作戰意圖亦與白崇禧不同。在這種不統一、也不專一的多頭指揮之下，難免前後矛盾，左右失調，令作戰部隊無所適從。以第62軍為例，該軍屬余漢謀第7戰區建制。長沙告急後，蔣介石電令余漢謀調第62軍擔任衡陽外圍作戰任務，歸第27集團軍副總司令李玉堂指揮。據該軍軍長黃濤晚年回憶，該軍在衡陽參戰期間，重慶軍事委員會侍從室主任林蔚常以蔣介石的命令直接指揮；薛岳也以第9戰區司令長官名義來指揮；李玉堂又以第27集團軍副總司令名義來指揮。第62軍處於多頭指揮而又命令不一的情況下，只好以軍事委員會蔣介石的命令為行動依據，直接與侍從室主任林蔚密切聯繫；有時故意藉蔣介石的命令去抵制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的調遣，薛岳亦無可奈何。戰場指揮官又缺乏自動與鄰接部隊聯繫策應的習慣。

第6，部隊指揮官指揮失當、官兵軍心渙散、軍紀差等

薛岳在檢討湖南會戰時承認：「紀律廢弛，戰志不旺。整個戰場，我軍多為退卻作戰，軍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擾，而部隊之逃散，尤甚驚人。如99軍以4團兵力，僅在湖濱行持久抵抗數日，轉至寧鄉以東，殘餘兵力不及一團，沿途散兵騷擾，迄今尤未解決。又若干部隊，即奉攻擊之命，對少數之敵，亦多長時對峙，雖由火力不足，終嫌攻擊精神不旺。」

第4軍的幾位諜報參謀在所報告書中詳列了該軍在長沙保衛戰中失敗的主因，涉及到指揮、教育、軍紀、戰術諸方面，凡17條。其中突出的有（一）高級將官瀆職、失職。「部隊主官因營商應酬，脫離部隊」，或「師各級主官忙於應酬，對部隊訓練敷衍塞責」，「忽略實彈射擊演習，以致使士兵射擊技術不精」，「戰鬥動作生疏」。第4軍參謀長羅濤溪「未能輔助主官……戰鬥間未派員視察陣地，獲得緊急情況，又不指示部下辦理」。第90師師長陳侃數「失守嶽麓山陣地，部隊潰散」。（二）部隊軍紀廢弛。「各級官兵擅人民房，攫取財物」，「紅山頭守備部隊，當敵攻擊時，尚在掩護部中賭牌，以致失守，影響全線戰鬥」。（三）部隊軍官貪腐嚴重。第4軍軍部副官處處長潘孔昭「假公濟私，擅扣商船，重價勒索，以飽私囊，並將攫取之財物，用5艘火輪裝出，致長沙戰鬥緊急，轉用兵力晚，渡河困難，貽誤不少」。

戰後，第4軍軍長張德能因擅自放棄長沙於8月25日被判處死刑；其餘第59師第177團長楊繼震、軍副官處長潘孔昭、軍務處長劉瑞卿、副官處中校股長陳繼虞、長沙船舶管理所長夏德達等，亦先後被槍決。但這樣的重罰，難以治根，更無法挽回慘敗的惡果。－－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下）載《第4軍長沙會戰作戰經過諜報參謀報告》第1263〜1264頁。

騰訊短史記曾指：張德能是蔣、薛矛盾的犧牲品；是替薛岳背黑鍋。作為第4次長沙保衛戰，最主要的指揮者，可見張之昏聵。部隊軍紀之差。蔣殺張德能，無錯。

對此，蔣介石痛心疾首地說：「這一次中原會戰和湖南會戰，我軍最大的恥辱，就是敵人利用便衣隊到處擾亂，而我們在自己的國土之內作戰，反而不能用這種戰術打擊敵人。據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隊發生相當效用以外，其他各戰區各部隊都沒有切實組織和運用。可見我們平時對於發動民眾、組織民眾的工作，完全沒有認真去作。」

第7，為外援，國民黨中央軍精銳調往滇西戰場

蔣介石為了獲得美、英援助，贏得戰後大國地位。將大量精銳部隊抽調到緬北，滇西戰場；其中包括中央軍精銳第2、第5、第6、第8、第53、第54、第71軍共約20餘萬人，為半美械部隊（另一說由於史迪威苛扣，實際裝備不足三分之一美械）；緬北還有12萬全美械精銳。雖然收復滇西緬北全部失地，但對中國抗戰實際價值不大；而大量精銳部隊抽調，造成原本苦撐的中國戰場，徹底崩潰。

第8，史迪威坑害國軍

史迪威聽從羅斯福命令，為逼蔣交出中國戰場軍事主動權。在對華援助物資分配上作梗，造成國軍名義上得到美援，實際根本就沒拿到多少。特別是苛扣中美聯合空軍油料，導致中美空軍掌握制空權；卻無法給予國軍足夠的支援。從本文史料看，日軍一度掌握湖南戰場制空權。

史料來源：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1號作戰之二湖南會戰》（上）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下）載《第9戰區湖南會戰前敵我態勢概要》，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下）載《王耀武致徐永昌等密電》時間注1944年6月12日，6月18〜19日，7月4、10、12日；《王耀武致劉斐等密電》時間注1944年6月12日，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下）載《第4軍長沙會戰作戰經過諜報參謀報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下）載《第9戰區湖南會戰作戰指導方案》，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版

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摘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下）《湖南會戰》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湖南會戰敵軍傷亡判斷表》、《湖南會戰國軍傷亡統計表》，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下）載《湖南會戰戰鬥要報》，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下）載《第9戰區湖南會戰作戰檢討》，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二編軍事（四）《第9戰區長衡阻擊戰戰鬥詳報》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2編（二），《蔣委員長致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指示敵情判斷電》等，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會1981版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5（下），第551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台北1978年版

張憲文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王世傑日記》第4冊，第325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徐永昌日記》第7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韋顯文等編：《國民革命軍發展序列》載《長衡會戰參戰部隊序列》，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

柯育芳：《長衡會戰日軍參戰兵力述考》、《抗日戰爭研究》1998年第3期

影片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