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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探馬 於 2022-5-9 11:35 編輯
烏托邦與少年中國之夢
⊙ 趙 泓
一 不可忘記的王光祈
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時期歷史最久、會員最多、分布最廣、影響也最大的一個社團。學會致力於著譯、教育和學術交流，又曾討論和組織新村和工讀互助團，謀求將這種組織推廣到全中國。這個學會的早期靈魂人物是今天作為著名音樂家來紀念的王光祈。1950年的一天，陳毅因公去四川，臨行前去見毛澤東。毛澤東突然問起：「你認不認識王光祈？」陳毅回答不認識。毛澤東說：「你到四川後替我打聽一下。」陳毅到四川成都後，向副市長李劼人打聽。李劼人說：「我們是老同學，熟得不得了。他死去好多年了，就安葬在我家附近。」陳毅回京後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說：「下次如再去四川，請瞭解王光祈有沒有家屬子女。」陳毅再次去成都時，經李劼人、魏時珍四處尋訪，僅在溫江王光祈的家鄉找到他的一個遠房侄子。毛澤東念念不忘王光祈，是因為王曾是五四時期思想文化界的一顆明星，而他也曾受惠於王光祈發起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毛青年時期只參加過兩個社團的活動，一是長沙的新民學會，一是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在新民學會，毛澤東唱的是主角，是這幫抱負不凡的湖湘子弟的舵主。他們有著湖南人堅韌不拔、奮發向上的精神，互相砥礪，重經世致用，為日後事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毛澤東的品格和處世作風，正是在這時候形成的。但新民學會畢竟是個地方性的青年社團，在當時並未產生全國性的影響。在1918年到1920年間，毛兩度赴京，眼界因此大開。1920年初，毛澤東在李大釗、王光祈介紹下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他雖然不是這個社團的骨幹，但因此得以結識了當時中國最具理想的一群青年才俊。這些人包括後來成為中共領袖的李大釗、鄧中夏、惲代英、沈澤民、楊賢江、張聞天等人。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雖然日程安排非常緊湊，但他還是專門宴請了在渝的少中會員，少年中國學會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少年中國學會的主要發起人是王光祈。在歷史的長河中，他宛如一顆耀眼的流星，掠過沉沉夜空，最後又在音樂的星座裏，找到了自己的歸宿。這位五四時期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宣傳家，烏托邦的熱心實踐者，如今作為現代著名音樂家被人們紀念著。《中國音樂史》是他留給後人的一部經典。
在成都群眾路四川音樂學院校園西側，有一處避靜的竹園，豎立著一座王光祈紀念碑亭。青石墓碑上刻著「溫江王光祈先生之墓」幾個楷體大字，書寫者為王光祈生前好友、少年中國學會會員、著名生物學家周太玄。碑的四周是芙蓉花朵組成的花環，碑額上的圓圈裏刻著一個五線譜圖案。「王光祈碑亭」橫匾，由中國著名音樂家呂驥題寫。左右楹聯由四川革命家、教育家張秀熟撰文、著名書法家李半黎書寫。楹聯為：「革命先驅，少年中國；蜚聲寰宇，音樂名家。」1892年10月5日，王光祈出生於四川溫江縣城西門外的魚鳧鎮（今成都溫江區天府鄉小河村）的一座小四合院裏。祖父王再咸，字澤山，是清朝咸豐壬子科舉人。後兩次晉京會試未第，遂滯留北京教館。曾做過後來相繼出任四川總督的趙爾巽、趙爾豐兄弟倆的受業老師。王再成性格狂放，素喜縱論天下大勢，詩名又盛，一時成為京中名士。王光祈的父親王展松，字茂生，曾在清政府內閣任職，後棄職回家經營鍋廠，在王光祈出世前兩個月，客死隆昌旅次。1901年，王光祈的母親顏氏賣掉家裏僅有的幾畝園林和院落，遷居縣城西門外麻市街，送他到一所私塾讀書。1907年，由於得到四川總督趙爾巽的幫助，王光祈負笈成都，就讀於胡雨嵐創辦的第一小學堂高年級。第二年，他考入著名的成都高等學堂，與後來青史留名的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曾琦、李璜、魏時珍、蒙文通等先後同班。郭沫若在《少年時代》一書中，記述了他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學生生活，稱王光祈是當時「同學中的佼佼者」。1914年春末，王光祈赴重慶，乘船東下，繼續求學。他首先到了上海。與他同行的曾琦因是富家子弟，進了震旦大學，而王光祈身上只剩下4元半錢，沒法入學，便又乘船到青島，結果毫無所獲，便又返回上海，到同濟大學找魏時珍商議。後來，魏時珍回憶王光祈當時的情景：「一身破衣裳，一個臉盆，一部杜詩，布鞋後跟爛得像魚尾巴一樣拖起了。」後來，王光祈來到北京，找到時任清史館館長的趙爾巽，在他的幫助下在館裏謀得一個書記員的職位，月薪八元，後升為三十元。這份工作持續到他1920年赴德留學時為止。他在清史館內接觸到大量館藏資料，後來整理翻譯出的「中國近世外交史料」七種──《瓦德西拳亂筆記》、《李鴻章遊俄紀事》、《美國與滿洲問題》、《三國干涉還遼秘聞》、《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西藏外交文件》、《庫倫條約之始末》，為研究近代中國歷史的珍貴文獻。1915年，李劼人在成都創辦《川報》，並任發行人兼總編輯。他聘請王光祈任《川報》駐京記者。這年秋天，王光祈考入北京中國大學專門部，寓居北池子一間狹陋不堪的小屋，過著半工半讀的艱苦生活。1916年秋，周太玄到北京任《京華日報》編輯。在他的推薦下，王光祈也參與了該報的工作。當時，李大釗正主編《晨鐘報》副刊。由於新聞界的聯繫，加之四川老鄉陳淯的介紹，王光祈和周太玄結識了李大釗。他們一見如故，有時暢談至深夜。周太玄回憶說：「他們共同之處是思想傾向於新的一方面，要成立一個團體來找尋方向，實現理想，要堅決地與舊的一切劃清界限，決不與任何舊的勢力妥協。要想在青年的朝氣上面再加上奮鬥刻苦的精神，以一個完全嶄新的姿態和作法，去創造一個少年中國，因此，許多地方與李大釗和陳淯的思想有共鳴之處。」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正式成立。先後加入該會的大多是二十歲左右的知識精英。王光祈作為「少中」的主要組織者，以其道德人格、組織才華和獻身精神而成為少年中國的精神領袖。他「性格高超純潔，其律己之嚴同人中無有出其右者」。王光祈組織了《少年中國》月刊的編輯發行、學術演講和交流、編譯出版圖書等會務活動。他發起的北京工讀互助團更是引起一時轟動。1920年3月，北京工讀互助團不可避免地滑向失敗，少年中國學會也開始向左中右三方激劇分化，王光祈深感打擊。他決定出國，到德國學習考察。他在告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時說：「去年7月1日，本會開成立大會；又蒙同人委以執行部主任一職，忽忽半年，毫無建樹，清夜思之，汗如雨下。加之一年來無暇讀書，思想破產，直欲赴郊外放聲痛哭一場。」並表示：「我此次出國，亦是最末一次之洪爐，若是仍毫無所得，最好是到太平洋裏與魚蝦作伴侶，永遠不要再與諸兄見面了。」（《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少年中國》第1卷第8期）4月1日，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魏時珍、陳寶鍔一同赴歐留學。會友塗開輿前往新加坡從事教育。他們結伴乘法國Pretano號輪船由上海啟程。4月3日，船過香港。王光祈站在船舷邊，遠望青山羅列海岸，想到即將闊別祖國，心緒難寧，一口氣作《去國辭》五章。這首《去國辭》曾被譜上曲，傳唱一時。其辭曰：
山之崖，海之湄，
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發揮科學精神，努力社會事業！
惟我少年，乃能奮發！
山之崖，海之湄， 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不恃過去人物，不用已成勢力！
惟我少年，乃能自立！山之崖，海之湄，
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只問耕耘何如，不問收穫所得！
惟我少年，有此純潔！
山之崖，海之湄，
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欲洗污濁之乾坤，只有滿腔之熱血！
惟我少年，誓共休戚！
山之崖，海之湄， 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願我青春之中華，永無老大之一日！ 惟我少年，努力努力！
王光祈到達德國後不久，埋首於研究音樂。他認為立國的根本在於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而禮樂又與中華民族的精神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在《中西樂制之研究》中表示：「吾將登昆侖之巔，吹黃鐘之律，使中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重新沸騰。吾將使吾日夜夢想之『少年中國』燦然湧現於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於音樂之業。」1926年，王光祈從柏林大學轉到波恩大學繼續研究音樂。從1932年11月起，他在波恩大學東方學院擔任講師，講授中國文藝。1934年獲音樂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論中國古典歌劇》。留學德國時的王光祈。由於操勞過度，不到四十歲的他就已謝頂。1936年1月17日，王光祈正在圖書館工作時，突然暈倒，送波恩醫院搶救，終於不治，年僅四十四歲。王光祈病逝的噩耗傳到國內，少中會友及其生前友好先後在南京、上海和成都舉行追悼會。蔡元培、田漢、徐悲鴻等知名人士參加了南京的追悼會。會場遺像為徐悲鴻所繪。宗白華主持追悼會，蔡元培致悼詞。上海的追悼會於同日舉行，教育家舒新城主持追悼會。現代著名音樂家、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校長蕭友梅送的挽聯為：「曠代仰宗師，著述等身，壽世更留音樂史；窮年攻律呂，棲遲異地，夜台長伴貝多芬。」成都的追悼會於4月19日舉行，追悼會上周太玄、魏時珍、李劼人等介紹了王光祈的生平事蹟及少年中國學會始末。1941年冬，在李劼人的主持下，王光祈的骨灰葬於成都東郊沙河堡李劼人的老屋「菱窠」對面。1938年，李劼人修建了一所黃泥土牆、麥草為頂的躲日本飛機空襲的疏散房子，因其西鄰一口十餘畝水面的「菱角堰」，便在門楣上自題「菱窠」二字。李劼人和王光祈、周太玄讀中學時，有次出遊來到成都郊外某處，見地勢甚好，遂擊掌相約：將來誰先死了，活著的人一定要將他安葬在此。王光祈死後，李劼人托朋友將王光祈的骨灰輾轉帶回國內。1982年夏，日本東京大學音樂教授岸邊成雄來中國訪問，他與時任中國音協主席的呂驥談到王光祈時表示，他的研究思想深受王音樂理論的啟發。末了，岸邊成雄特意打聽王的安葬情況，想去弔唁。後來，四川音樂學院派人在李劼人故居的亂草叢中四處尋找，好不容易才從蓬蒿濕泥中挖掘出王的墓碑。但見墓碑碑文侵蝕不堪，青苔遍布，在場的人無不感歎唏噓。在時任四川省人大主任的張秀熟建議下，王光祈的墓碑於1983年遷至四川音樂學院建亭保護。光陰荏苒，不知不覺間，王光祈的墓碑在校園裏靜靜矗立了20多年。每到夕陽西下，一些大學生情侶們手挽著手來到竹園，倚在樹邊，或坐躺在草叢中，親昵地交談。他們還知道曾經風雲一時的王光祈麼？他們還聽說過少年中國那些英氣勃發的少年麼？
二 青春思潮與少年中國學會的成立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一些有識知識份子痛感傳統的中國社會暮氣沉沉，整個國民都呈現出老年人的心態，缺乏一種生龍活虎的精神，所以用「少年中國」這一響亮口號振奮民族精神，為中國的未來勾畫出一種新的文化理想。1900年，梁啟超在其膾炙人口的歷史名篇《少年中國說》中，大聲疾呼：「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他以筆端常帶感情之筆，明確了中國少年之責任，並為未來的少年中國描繪了一幅絢麗的圖畫。「少年中國」這一口號在民國初年終於有了廣泛回應，並有了明確的主張。透過民初動盪的政局，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清醒地認識到在政權頻繁更迭的背後，當權者陳腐的觀念和落後的思想始終一脈相承，而且專制日烈。環視國內，到處充斥著顢頇的官吏、投機的政客、御用的文人和懦弱的國民。未來的少年中國只能寄託在富有理想和朝氣的中國少年身上。如果依恃舊式人物和現成勢力，無異於與虎謀皮。民初亂象的背後也萌生著希望。在這個舊秩序遭到空前破壞，中央集權被嚴重削弱，偶像被打倒，價值被重估，思想文化形成斷層的特殊年代，各種學說乘隙湧入，新思潮紛呈一時。一時間，各種社團相繼成立，報刊雜誌紛紛湧現。當時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覺悟社、新民學會、新潮社、國民社、曙光社、工學會等進步社團，雖然宗旨不一，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理想社會的嚮往和追求。這種悄然變化的時局為年輕的政治家、思想家們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吹響青春號角的，是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從一開始，陳獨秀就將民族振興的希望和社會改造的責任寄託在廣大青年身上。1915年，他在帶有發刊詞性質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滿懷激情地謳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並以進化論的觀點，號召青年勇敢地肩負起未來的責任。他說：「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所以每一個活潑上進的青年，都應該「奮其智慧，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陳獨秀慷慨激昂之辭無疑切中了時代跳動的脈搏，在廣大青年中引起了廣泛的共鳴。當時就讀於北大的楊振聲回憶說，《新青年》的出版有如春雷初動一般，驚醒了整個時代的青年，「他們首先發現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認識了自己的時代，再來看舊道德、舊文學，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種子。一些青年逐漸地以至於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鎖，歌唱著沖出了封建的堡壘」。（楊振聲：《回憶五四》，《五四運動回憶錄》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別一位舉旗人李大釗也在1916年提出了「青春中華」的美好構想。在《〈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一文中，李大釗號召廣大青年「以青春中華之創造為惟一之使命」，讓積貧積弱的老大帝國重返青春，一躍而為「青春中華」。在這裏，青春中華既不同於當時所謂的民國，也不是歐美代議制政治的資產階級國家，而是一種更加自由更加民主的國家制度，和少年中國的理想是一致的：「過去之中華，老輩所有之中華，歷史之中華，墳墓中之中華也。未來之中華，青年所有之中華，理想之中華，胎孕中之中華也。墳墓中之中華，盡可視為老輩之紀錄，而拱手以讓之老輩，俾攜以俱去。胎孕中之中華，則斷不許老輩以其沉滯頹廢、衰朽枯窘之血液，侵及其新生命。蓋一切之新創造，新機運，乃吾青年獨有之特權，老輩之於社會，自其長於年齡、富於經驗之點，吾人固可與以相當之敬禮，即令以此自重，而輕蔑吾青年，誹謗吾青年，淩辱吾青年，吾人亦皆能忍受，獨至並此獨有之特權而侵之，則毅然以用排除之手段，而無所於躊躇，無所於遜謝。須知吾青年之。
6月30日下午，王光祈等人來到順治門（即宣武門）外南橫街岳雲別墅張文達祠，商議正式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列名發起人為李大釗、王光祈、陳淯、曾琦、周太玄、雷寶菁、張尚齡等七人。大家公推王光祈為籌備處主任兼會計，周太玄為文牘，李大釗為臨時編譯部主任。委託王光祈起草學會規約，組織籌備處，籌備期為一年。7月12日和14日，王光祈邀曾琦、周太玄、陳淯、雷寶菁、張尚齡等，分別在中央公園和嶽雲別墅繼續討論他起草的少年中國學會規約及有關事宜。7月21日午後，王光祈、周太玄前往曾琦寓所，抄寫少年中國學會章程，並邀請李大釗過來指導，大家興致都很高，一直聊到晚上10點多才散。1918年冬，李璜從上海來北京找李石曾辦理赴法留學的手續。他以少中會員的身份，持魏時珍的介紹信來南池子磁器庫八號「蓬廬「拜會王光祈。他們都是四川老鄉，一見如故。王光祈向李璜詳細詢問了上海、成都等地少年中國學會的組織情況，交談一個多鐘頭後，又領他去見李大釗和陳淯。第三天，李大釗在米市胡同便宜坊請部分少中會員吃烤鴨。這天，先到的有李大釗、李璜、易克嶷、鄧中夏。最後等王光祈匆匆趕到後，李大釗才請大家入座。席間，王光祈慷慨陳詞：「今日政治黑暗，政治腐敗，我們青年此刻雖然力量有限，但應集合志同道合的人，樹立風範，徐圖發展，所以少年中國學會標出堅忍、奮鬥、實踐、儉樸四大立身標準，旨在將個人生活與舊社會劃清界限，這樣才有資格談改革舊社會，創造出一個新社會。」大家酒興正酣、談興正濃的時候，毛澤東、趙世炎進來了。王光祈連忙站起身來給李璜介紹說：「這兩位都是少中會友，正打算赴法留學，聽說你正在辦手續，想和你談一談。」原來，王光祈事先已約好毛澤東、趙世炎來與李璜見面，商談赴法留學的事。後來毛澤東改變主意，未能成行。1919年1月，周太玄、孟壽椿即將從上海動身赴法留學，特電邀王光祈趕到上海召開會議。王光祈於23日抵滬後，在吳淞同濟大學召開會議。在會上，他解釋了少年中國學會最初的四項宗旨，即「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氣」。談到為何沒有一個統一的主義時，他說，一戰之後世界潮流變遷劇烈，青年人的思想也隨之變化很大，就少中會員而言，有偏重國家主義的，有偏重無政府主義的，並不一致，也沒必要強求一致，所謂主義不過是細枝末節的問題。出席這次會議的會員也一致贊同在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原則下作切實的研究工作，等有確定主義的必要時，再行討論。五四運動後不久，王光祈寫信給李劼人，邀他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並請他在成都發展會員。李劼人在短短半個月裏就發展了九人入會。少年中國學會的入會條件非常嚴格，首先要看他心地是否純潔，再看他是否能做到奮鬥、實踐、堅忍、儉樸。申請入會必須要有會員五人介紹，經評議部認可方可入會。郭沫若雖然和王光祈、魏時珍等人都是中學同學，但因為嫖娼狎妓、酗酒鬧事等不端舉止，被拒絕入會。郭沫若因此深受打擊。他在1920年初給宗白華的信中寫道：「我讀《少年中國》的時候；我看見我同學底少年們，一個個如明星在天。我獨陷沒在這stryx的阿米巴（注：一種變形蟲），只有些無意識的蠕動。咳！我禁不住我淚湖裏的波濤洶湧！慕韓（曾琦字）、潤嶼（王光祈字）、時珍、太玄，都是我從前的同學。我對著他們真是自慚形穢，我是連阿米巴也不如了！」 （見陳明遠：《忘年交──我與郭沫若、田漢的交往》，學林出版社1999年1
被陳獨秀譽為「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曾積極申請入會，結果因為年歲已大被婉拒。雖然從心態來看，他跟梁啟超都可以 「少年中國之少年」自許，但畢竟已經四十出頭，學會裏面的老大哥李大釗也才剛滿三十歲呢！學會還規定有宗教信仰的人、納妾的人、做官的人都不能入會，已經入會的，也要請他退出。像唯識學大師歐陽漸之弟子、著有《中國佛學史》的黃懺華因為信仰宗教主動退會，他說：「你們規定得太嚴，甚麼都要拿到會裏來談，我受不了。」曾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後來成為教育家的羅季則入會後，跟會員相處甚洽，但他有個小老婆。會員們讓他選擇：要麼退掉小老婆，要麼退會。羅季則考慮了一陣，最後選擇了退會。（周太玄《談少年中國學會》，《五四運動回憶錄》下）少年中國學會規約十分的嚴格，如第十四條規定：「凡會員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評議部提出警告書，送交該會員，勸其從速悔改。一、有嫖賭或其他不道德之行為者；二、與各政黨有接近嫌疑、因而妨害本學會名譽者；三、違背本學會信條者；四、對於會務漠不關心者；五、介紹會員不加審慎、因而妨害本學會名譽者。」又如第十五條規定：「凡會員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經評議部調查確實後，召集臨時大會表決，由本學會宣告除名：一、違背本學會宗旨者；二、利用本學會名義為個人私利之行為者；三、既入本學會後又加入其他黨系、因而妨害本學會名譽者；四、會員人格上有重大污點、因而妨害本學會名譽者；五、犯第十四條之禁約、關於同一事件已繼續提出警告書二次而無悛改之望者。」易家鉞曾因違反規約被退會。《少年中國》三卷一期上的「會務消息」上登載如下：「近日京報上發現易君辱罵女高師蘇梅一文，吐詞淫穢，閱者無不駭怪。各方面均認為易君手筆，而彼亦無以自白。此文直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產，於社會前途影響實大。……適次日易君亦自來函再請出會，並表示非常抱歉之意，遂由執行部一併提交評議部，全體贊同易君自請出會。」倒不是每個少中會員都心地純潔，特別是在男女關係上，少數會員往往把持不住。革命老人秦德君在她的回憶錄《秦德君和她的一個世紀》中，揭露《新蜀報》編輯、少中會員穆濟波在她15歲那年，趁她喝醉酒強暴了她，致使她懷孕，自己又因生活無著所迫嫁給了他。書上還稱這個穆濟波曾強姦過她的一個同窗好友。不過穆倒是才華出眾，曾當過江蘇南通中學的校長、四川省圖書館館長等職，在教育圈頗有文名。這已是後話。少年中國學會雖然是一個比較鬆散的團體，但由於入會要求極為嚴格，會員又都胸懷大志，有些已經嶄露頭角，被許多人看好。北大校長蔡元培曾預言：「現在各種集會中，我覺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因為他的言論，他的行動，都質實的很，沒有一點浮動與誇張的態度。」(見《蔡孑民先生言行錄》第169頁)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正式成立。這時國內外會員人數已有四十二人。這天上午10時，在京會員齊集回回營陳愚生宅舉行正式成立大會。王光祈任大會主席。他首先報告籌備經過，接著討論規約、選舉職員、研究今後進行方法。在討論規約時，李大釗、王光祈等提議，將規約第二條「本學會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為宗旨」修改為「本學會宗旨──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學會決定發行《少年中國》月刊。到會者主張漸進的方法，步步為營地拓展會務。7月15日，由北京總會負責編輯的《少年中國》月刊創刊。編輯部主任李大釗和副主任康白情均因事未能履行職務，實際負責編輯工作的是王光祈。7月26日，王光祈撰寫了《少年中國之創造》一文，文章寫道：「我是一位夢想大同世界的人。我將中國這個地方看作世界的一部分」
「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國』，就是要使中國這個地方──人民的風俗制度等、學術生活等等，適合於世界人類進化的潮流，而且配得上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換一句話，這就是我對於改造世界的下手處。」「我們要改造中國，便應該先從中國少年下手，有了新少年，然後『少年中國』的運動才能成功。現代哲學思潮的趨勢注重人生問題，我們『少年中國』的少年，應該注重『人的生活』問題。」「實現『少年中國主義』的方法，簡單說起來，要由我們一般青年與一般平民、勞農兩界打成一氣，且為一種青年的國際運動。」
三 烏托邦──關於小組織的討論
在五四理想主義盛行的年代，「少年中國」這一口號也抹上了濃厚的烏托邦色彩。少中會員最初雖然有著不同的思想傾向，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建立未來的少年中國。在他們眼裏，少年中國是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貧窮的國家。王光祈是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他熱衷於提出種種宏大的構想，一次又一次地激起「少中」會友的參與熱情，使學會產生了很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當然，這些宏大構想，差不多全是烏托邦。王光祈通過烏托邦的構想和看似周密的規劃撩撥起了這些青年人的熱情。1919年2月初，少年中國學會負責人王光祈參加完少中上海會員在吳淞同濟學校召開的籌備會議由滬返京，順便取道南京，與左舜生會晤，一起商討建立共同生活的小組織，希望在這種小組織發展狀大的基礎上實現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左舜生（1893－1969），歷史學家，青年黨黨魁。原名學訓，字舜生，號促平。長沙人。上海震旦大學畢業。1920年任中華書局編譯所新書部主任，出版《新文化叢書》等，主編《少年中國》月刊。1924年任《醒獅週報》總經理，次年加入中國青年黨。1935年任該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抗日戰爭初期回長沙，參加湖南文化界抗敵後援會，選為理事。後以青年黨代表身份參加國民參政會。1946年在上海創辦《中華時報》、《青年生活》，次年任國民政府農林部部長。1949年去香港。著有《中國近代史四講》、《黃興評傳》、《近代中日外交關係小史》、《左舜生選集》等。左舜生經過思考，寫了《小組織之提倡》一文，發表在1919年7月2日上海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在這篇文章裏，左舜生提出「理想上的『小組織』是由少數同志組織的一種學術事業生活的共同集合體。」團員必須有獨立工作能力，與家庭斷絕經濟關係，勞動所得完全歸公共使用和分配，子女也歸集體負責教養。他滿情憧憬地寫道：「我想現在這班人的墮落不出三種原因，一是愚昧，二是生計的艱難，三是缺少精神修養。我敢信這種『小組織』可彌補這三種缺陷。我想我們現在的生活的方法是極不自然的，將來無論如何不能不改變。這種『小組織』可以給我們種種實驗。」王光祈讀到這篇文章後，十分的興奮，連夜挑燈寫了一封長信給左舜生，詳細談了自己的具體設想。這封信後來以《與左舜生書》為題發表在《少年中國》一卷二期上。他在信上表示「對於新生活的組織，已經有了辦法，我們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都是極端贊成的、而且是急欲見諸實行的。」他對這種新生活組織規劃為大家共同生產一起讀書的「菜園」：我們先在鄉下租個菜園，這個菜園距離城市不要太遠，亦不要太近，大約四五里路為最宜。這個菜園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只要夠我們十餘人種植罷了。菜園中間建築十余間房子，用中國式的建築法，分樓上樓下兩層。樓上作我們的書房、閱報室、辦公室、會客室、藏書室、遊戲室等等；樓下作我們臥室、飯廳等等。園子西南角上建築一個廚房。東北角上建築一個廁所。房子後身建上一個球場。園子周圍挖下一條小溪，溪邊遍植柳樹，柳樹旁邊就是竹籬，竹籬裏頭就是我們的菜園了。每日工讀時間：（一）種菜兩鐘；（二）讀書三鐘；（三）翻譯書籍三鐘；其餘鐘點均作遊戲、閱報時間。因為讀書、種菜都是偏於個人的；如今要想對於社會稍稍盡力，因有多譯書籍，介紹歐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我們（注：指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大概都懂外國文字，此事很易輸，所譯書籍除去紙張印刷費用外，所賺的紅利，以一半作為譯者的津貼，以一半作為共同生活的用費。附設一個平民學校，附近農家子弟均可以到學校讀書，不納學費；每逢星期，還要聚集他們開一個演說大會；還要開演幻燈，或購置留聲機器一架，使他們大家快活呀！ 我們在鄉間半工半讀，身體是強壯的，腦筋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牽制的，天真爛漫的農夫是與我們極表示親愛的；我們純潔青年與純潔農夫打成一氣，要想改造中國是很容易的。王光祈設計的這個菜園新村，集勞動、讀書、娛樂為一體，構成比較完整的半工半讀，和毛澤東設想的岳麓山新村幾乎差不多。我們從王光祈設計的這個菜園新村可以看出，他的這一構想結合了當時流行的泛勞動主義、新村主義和無政府共產主義。王光祈自稱他的這種主義或可叫作「工讀互助主義」。《少年中國》一卷二期上發表了「討論小組織問題」的一些通信和文章，除刊登了王光祈的這封信外，還轉載了左舜生的《小組織之提倡》、宗之魁等人對於「小組織」的意見。宗之魁（1897－1986），即宗白華，原名之魁，字伯華，現代著名美學家。江蘇常熟人。1919年在上海主編《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與張東蓀、沈玄廬等名流共事，發現並扶植了郭沫若等文壇新秀。這一時期，他對流行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產生興趣，「學燈」上就曾登載不少討論新村的文章。1920年留學德國，回國後歷任東南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宗白華在這期《少年中國》上發表的文章題為《我的創造少年中國的方法》。他提出創造「少年中國」的辦法有三：（一）我們脫離了舊社會的範圍，另向山林高曠的地方，組織一個真自由真平等的團體，人人合。力工作，造成我們的經濟獨立與文化獨立，完全脫去舊社會的惡勢力圈。
（二）我們從實業與教育發展我們團體的經濟與文化，造成一個組織完美的新社會。（三）我們用這新社會做模範，來改造舊社會，使全國的社會漸漸革新，成了個安樂愉快平等自由的「少年中國」。宗白華提出的創造少年中國的辦法，就是依靠教育和實業組織起桃花源式的烏托邦。他的創造少年中國的方法，和毛澤東同時期發表的《學生之工作》，以及惲代英的《共同生活的社會服務》論調十分的一致（惲的這篇文章是由宗白華安排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發表的）。宗白華提出的具體方案為：中國地大物博，未開墾的山林同土地尚多，我們合一班同志，集了資本，尋找幾處未開闢的地方，創造森林，耕種平地，用最新式的農學方法同最新式的機器合力共作，（不過我向來是主張分工的，體力強知識淺的人可以多作實業生計上的事，體力弱知識高的人可以多作教育文化上的事。但是我們要想求他漸漸調和，使知識家也是稍稍勞動，勞動家也是和普通知識，然後我們的團體才可以共同進化。所以我們的團體只要品行純潔、心地忠厚的人就可以做，不必盡收羅一班高才的學者。）使我們的生計漸漸充裕，資力有餘，根據地已得，不仰求於舊社會；然後建立各種學校，從事教育，用最良的教授方法，造成一班身體、知識、感情、意志皆完全發展的人格；以後再發展各種社會事業，如工藝、交通之類，使我們完全脫離舊社會的勢力。我們團體中的學者專心研究一種最良好的社會組織，部署我們團體中的行政，並且要規模宏大，可以做一切舊社會革新的標本。我們做事餘暇，就可以多作書印報，發闡我們團體組織的辦法、生活的愉快，發行到舊社會中，使舊社會徹底覺悟自己的缺憾，欣羡我們的完備，自己想革新改進；然後我們再予以指導贊助，幫助他們革新的事業，我們團體組織的方法就可以做他們革新的標本。我們團體此時漸漸擴充，可以分散各處單行組織，使各地舊社會就近取法，奉為標本。我們的社會組織分布全國，使全國人民皆入於安樂愉快的生活，盡力於世界人類文化的進步。那時，我們創造「少年中國」的大目的可以漸漸達到了，豈不是我們最安心快樂的事體嗎？但是我們還要前進，用我們的餘力幫助全世界的人都臻此境，再發展人類文化的進步，以至於無疆之休，那時我們人生的責任才可以勉強算得盡了。雖不能象佛家說的度盡一切眾生，也可算救了一小部分了。這是我所單擬的創造「少年中國」的辦法。部分少中會員正討論「小組織」之際，北京教育界發生了引起知識界廣泛關注的李超事件。王光祈未來得及起組織一幫人體味一下菜園子新生活，就趕緊聯合學界一些名流創辦起了北京工讀互助團。1919年7月，左舜生提出了怎樣使學生走出校門後做到自立，提倡要建立一種「小組織」，建議「由少數同志組成一種學術事業生活的共同集合體」。對於左舜生提出的這個方案，王光祈立即回應，並具體提出了一個「菜園新村」的設想。他充滿幻想地寫道：「舜生！我現在覺得我們新生活園地裏的花兒、草兒、鳥兒、蝶兒正在那裏盼望我們，我們沒要再作紙上的空談了，趕快實行我們神聖的生活！」這是何等令人神往的田園詩般的美好生活！它既符合傳統中國文人的生活情調，又反映著現代青年知識份子的獨立追求。王光祈顯然是將工讀生活與當時正在流行的新村運動巧妙地結合起來。這場烏托邦組織的討論也吸引了年輕時的宗白華。這位後來從容淡定、超然物外，在美學領域悠閒散步的大學者表現出了令人吃驚的熱情：「我的意思是要脫離這個城市社會，另去造個山林社會，我們才能用新鮮的空氣、高曠的地點創造一個『新中國』的基礎。
漸漸的擴充，以改革全國的窳敗空氣，以創造我們的『少年中國』！」他首先批評了前面王光祈、左舜生的設想，認為「兩君所說的還是消極方面的意思多，積極方面的意思少，略帶了高蹈隱居的意味。組織太小，只能做我們最初發展的基礎，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那應該怎麼辦呢？宗白華提出：（一）「向山林高曠的地方，組織一個真自由其平等的團體」，先實現經濟、文化獨立；（二）以教育和實業使之發展成「組織完美的新社會」；（三）以此為模範來改造舊社會。他認為，由於中國地大物博，尚未開墾的山林土地甚多，故「我們合一班同志，集了資本」，買下一大片森林土地是可以辦到的，然後在上面以「最新式的農學方法，同最新式的機器，合力共作」，生產必定能發展得很好，待資力充裕之後，再建立學校，「用最良的教授方法，造成一班身體、知識、情感、意志皆完全發展的人格，以後再發展各種社會事業，如工藝交通之類，使我們完全脫離舊社會的勢力，」同時團體中的學者則對此作理論上的研究和闡述，再通過書報，對外宣傳，使舊社會「徹底覺悟」，這時我們「再予以指導贊助」，使之更新，慢慢地使「我們的社會組織分布全國，使全國人民皆入於安樂愉快的生活，盡力於世界人類文化的進步。」這樣，我們創造「少年中國」的大目標達到了，「但是我們還要前進……幫助全世界的人都臻此境，再發展人類文化的進步。」「那時我們的人生責任，才可以勉強算得盡了。」這裏，有改造舊社會，組織完美的新社會的設想，有現代新農村的藍圖，有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學校教育，有解放全人類的理想…李大釗於1919年9月發表的《「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明顯帶有烏托邦的色彩，打上了新村主義的烙印。1919年9月，他在《「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一文中，詳盡談了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國』」──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國」，是由物質和精神兩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國」，是靈肉一致的「少年中國」。為創造我們理想的「少年中國」，我很希望這一班與我們理想相同的少年好友，大家都把自己的少年精神拿出來，努力去作我們的「少年運動」。我們「少年運動」的第一步，就是要作兩種文化運動：一個是精神改造的運動，一個是物質改造的運動。精神改造的運動，就是本著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宣傳「互助」、「博愛」的道理，改造現代墮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來對他的同胞；把那佔據的衝動，變為創造的衝動；把那殘殺的生活，變為友愛的生活；把那侵奪的習慣，變為同勞的習慣；把那私營的心理，變為公善的心理。……物質改造的運動，就是本著勤工主義的精神，創造一種「勞工神聖」的組織，改造現代遊惰本位、掠奪主義的經濟制度，把那勞工的生活，從這種制度下解放出來，使人人都須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飯。因為經濟組織沒有改變，精神的改造很難成功。……「少年中國」的少年好友呵！我們要作這兩種文化運動，不該常常漂泊在這都市上，在工作社會以外作一種文化的遊民；應該投身到山林裏村落裏去，在那綠野煙雨中，一鋤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勞農的伴侶。吸煙休息的時間，田間籬下的場所，都有我們開發他們，慰安他們的機會。須知「勞工神聖」的話，斷斷不配那一點不作手足勞動的人講的；那不勞而食的知識階級，應該與那些資本家一樣受排斥的
……
只要山林裏村落裏有了我們的足跡，那精神改造的種子，因為得了潔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發育起來。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農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義的信徒。不但在共同勞作的生活裏可以感化傳播於無形，就是在都市上產生的文化利器，──出版物類──也必隨著少年的足跡，儘量輸入到山林裏村落裏去。我們應該學那閒暇的時候就來都市里著書，農忙的時候就在田間工作的陶士泰（即托爾斯泰，引者注）先生，文化的空氣才能與山林裏村落裏的樹影炊煙聯成一氣，那些靜沉沉的老村落才能變成活潑潑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聯合，就是我們的「少年中國」。……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是物心兩面改造的運動，是靈肉一致改造的運動，是打破知識階級的運動，是加入勞工團體的運動，是以村落為基礎建立小組織的運動，是以世界為家庭擴充大聯合的運動。我們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李大釗理想中的「少年中國」有著新村的影子，具有很大的空想性。李大釗設想的「新村落」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他受到俄國民粹主義的某些影響，把樸素的農村生活理想化了，並把希望寄託在沒有經過現代文明薰染的農民身上，認為「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農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義的信徒」。二、知識份子必須參加勞動，而且要深入田間地頭，與農民打成一片。「那不勞而食的知識階級，應該與那些資本家一樣受排斥的」。他用充滿詩意的筆觸描繪了青年到農村去的大好前景：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們呵！你們要曉得：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裏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村中的活動全是人的活動；都市的空氣污濁，鄉村的空氣清潔。你們為何不趕緊收拾行裝，清結旅債，還歸你們的鄉土？你們在都市上天天向那虛偽涼薄的社會求點恩惠，萬一那點恩惠天幸到手，究竟是幸福，還是苦痛？尚是一個疑問。曾何如早早回到鄉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簡單些，勞心也好，勞力也好，種菜也好，耕田也好，當小學教師也好，一日把八小時作些與人有益、與己有益的工活，那其餘的工夫，都去作開發農村、改善農民生活的事業，一面勞作，一面和勞作的伴侶在笑語間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只要知識階級加入了勞工團體，那勞工團體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還了農村，那農村的生活就有改進的希望；只要農村生活有了改進的效果，那社會組織就有進步了，那些掠奪農工、欺騙農民的強盜，就該銷聲匿跡了。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呵！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強調知識青年「應該到農村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作些開發農村的事。」（《青年與農村》, 1919年2月20－23日《晨報》）並一再闡明勞動對於人的意義：「我覺得人生求樂的方法，最好莫過於尊重勞動。一切樂境，都可由勞動得來，一切苦境，都可由勞動解脫。」（李大釗：《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早期中共黨員中，一度熱衷於新村和工讀互助團的就有李大釗、毛澤東、惲代英、趙世炎、黃日葵、張聞天等，這些人都是少中會員。工讀互助團主要由少年中國學會發起。列名北京工讀互助團的十七位發起人中，少中會員有李大釗、王光祈、張崧年、徐彥之、孟壽椿。列名上海工讀互助團的二十六名發起人中，少中會員有王光祈、左舜生、宗白華、陳寶諤、康白情、毛澤東、張國燾、塗開輿。他們在組織中起到了骨幹的作用。工讀互助團曾經轟動一時，但這種烏托邦實踐很快就破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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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22-5-9 10: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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