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戰史5】牡丹社事件（1874.5.6〜12.3）

eric955168

紀念牡丹社排灣族抗日150周年（1874〜2024）

歐美各國對台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時時想指染，在東方的新興國家日本更是不落人後，對台灣虎視眈眈居心叵測。在1871年（同治10年，明治4年）11月，有琉球宮古島人民69人，因海上遇風，船漂至台灣瑯嶠附近的八瑤灣（今屏東縣滿州鄉），溺死3人，66人上岸。66人進入牡丹社之地盤，被牡丹社排灣族原住民殺害54人。尚有12人幸運逃出，獲得社寮居民劉天保、楊友旺、宋國隆等人的救助，才得脫險，由台灣官方轉送福州。1872年6月閩浙總督文煌，福建巡撫王凱泰連銜奏准遣送此12人歸返琉球。

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日本第122位天皇，在位45年間推動「明治維新」，結束長達682年的幕府統治，日本國力因而開始強盛

琉球王尚泰（1843〜1901），第28代琉球國中山王、第二尚氏王朝第19代國王

當時琉球仍為中國藩屬國，日本在長期的鎖國政策下，球球與日本並無關連，自明治掌權後即打破鎖國政策，明治見琉球人民在台灣被殺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在1872年（同治11年）9月，冊封琉球王尚泰為其藩主，強拉日琉之關係，同時照會各國公使，申明琉球已歸日本，作為侵臺之藉口，並故意散佈日軍將進攻台灣之謠言。

樺山資紀（1837〜1922），日據時期台灣第1任總督（1895〜96）

兒玉源太郎（1852〜1906），日據時期台灣第4任總督（1898〜1906）

水野遵（1850〜1900），日據時期台灣第1任台灣民政局長（1895〜97）

1872年（同治11年，明治5年）駐福州的日本領事館，並派陸軍少佐樺山資紀（後任第1任日本台灣總督）及兒玉源太郎（後為第4任台灣總督），以及水野遵（後為第1任台灣民政局長）、黑岡季備、福島九成等人，前往台灣。6月由日本出發先到北京，再轉香港，喬裝為商人，再由福州搭廣東號輪船渡海來台灣。到台灣後又得到駐淡水英國領事的協助，分頭遍歷台灣各處。這樣費事來到台灣是為攻打台灣事前的情報工作，這群人細訪民俗，密探防備並採測沿海水深等。這樣調查後在1873年（同治12年，明治6年）3月，特派外務卿副島種臣為全權大使，外務大臣柳原前光為副使，搭龍驤艦赴北京。副島命柳原會見軍機大臣吏部尚書董恂，及吏部尚書毛昶熙，為牡丹社事件開始交涉。毛昶熙答之曰：「生番皆化外，猶如貴國之蝦夷，不服王化，萬國之野蠻人大部如此」。柳原再曰：「生番殺人，貴國拾而不治，故我國將出師問罪，唯番域與貴國府治犬牙接壤，若未告貴國起役，萬一波及貴轄，端受猜疑，慮為此兩國傷和，所以予先奉告」。毛昶熙答曰：「生番既屬我國化外，問罪不問罪，由貴國裁奪」。柳原後叮嚀曰：「……唯係兩國盟好，一言聲明耳」。談判破裂，副島電告本國政府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副島、柳原等同年7月返回日本。日本和清國在談判之中，又有日本秋田縣民4名亦漂至台灣東部海岸，再遭劫掠。

外務卿副島種臣（1828〜1905）

外務大臣柳原前光（1850〜94）

軍機大臣吏部尚書董恂（1810〜92）

吏部尚書毛昶熙（1817〜82）

三條實美（1837〜91），日本最後一位太政大臣

於是，日本明治天皇依據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之奏章，向外界公告軍事行動，派兵至台灣。各國此時也表明態度，駐日美國公使敏哈某（George Bingham），與英國公使把克須（Hally Parkes）發表聲明，保持中立。

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1843〜1902），明治維新之元勳西鄉隆盛（1828〜77）之弟

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日本明治維新之元勳西鄉隆盛之弟）搭乘高砂艦，率領日軍3600餘人從長崎出發，直撲台灣。閩浙總督李鶴年這位管轄台灣的最高長官在得知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致滿清國政府聲明書，才知人家已經出兵，驚慌不已，於是馬上寫信阻止。但西鄉置之不理，於1874年（同治13年，明治7年）3月22日，從瑯嶠灣（車城灣，今之射寮村）登陸，枋寮巡檢王懋功，千總郭占熬雖派兵在瑯嶠，見到日軍登陸，也沒有阻止，任日軍毫髮無傷大搖大擺上岸。滿清軍根本就沒有國土觀念。此後，日軍3600餘人6月2日分三路開始進攻牡丹社。行同海盜，也等於對台灣不宣而戰，也符合滿清官員毛昶熙的言論「生番既屬我國化外，問罪不問罪，由貴國裁奪」。

石門古戰場展示館的恆春半島戰役圖，日軍兵分3路攻打排灣族各部落

在台灣的原住民方面明知日軍現代化的裝備，不是對手，可是自己的土地更需要保護，不惜以犧牲自已生命，讓敵人吃足苦頭。所以排灣族的台灣原住民據石門，憑險扼守，埋伏血戰，但日本軍的砲火猛烈，終於敗退。日軍攻陷石門，再進攻牡丹社，展開超越限度的大報復，燒毀村莊，大量殺屠建威，附近57社被迫相繼歸伏。

佐久間左馬太（1844〜1915），1874年於攻打牡丹社時擔任陸軍中佐，大肆展開屠殺，1906〜15年繼兒玉源太郎之後成為第5任台灣總督，採取強硬的高壓理番政策

日軍與戰敗的牡丹社族人

位於屏東牡丹、車城交界的石門古戰場遺跡，當年日軍與排灣族牡丹社族人在此激戰

日軍方面因作戰於險惡之地形，山路狹隘，重裝備派不上場，補給困難，死傷累累。而強悍的排灣族並不投降仍據深谷，頻出狙擊。因此日軍陷入泥沼，進退維谷，戰死者雖僅12人，而病死老則達561人，已損失原攻臺兵額六分之一，只得放棄前線退守龜山，為維護日軍的名譽，不可以尚未戰勝而退兵，所以持久之計，屯兵開荒。日政府則見軍事上並沒有勝利，乃決定改以外交途徑謀求解決。

欽差大臣沈葆楨（1820〜79），牡丹社事件後開始對台灣展開建設，加強防禦能力，為台灣現代化奠定基礎

和碩恭親王奕訢（1833〜98）

直隸總督李鴻章（1823〜1901）

北京滿清政府聞報，即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到臺處埋，雖循外交談判途徑，但日方總認為「生番不隸中國版圖」，往來辯論。後乃詔令海疆戒嚴，大清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及直隸總督李鴻章，即奏准特綬於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台監視日軍動態，另在樽俎折衝之間，期以日軍儘快退兵。沈葆楨，奉命於同年（1874年）5月31日率領福建水師赴台，又命福建陸路提督唐定奎，及福建巡撫王凱泰率兵2萬5千準備出發。沈葆楨至台灣後，坐鎮府城，並造派分巡台灣兵備道夏獻綸，前往琅嶠會見西鄉從道。

同時在國際上日、俄對庫頁島問題已起爭執。又英、美兩國向注視台灣，對日軍犯臺，此時均公開表示不滿，英國派駐臺灣領事乘英國軍艦到琅嶠視察。駐日英使向日質詢，並提抗議書。美國令駐日公使禁止美人美船參加日本侵臺事件。

日本政府看遣台日軍的戰況不佳，深恐戰事膠葛，以至全軍覆滅，即特派日本全權辦理大臣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趕赴北京。大久保於同年9月10日至北京前後談判7次，初索賠軍費3百萬元。

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1830〜78），與西鄉隆盛、木戶孝允為日本「維新三傑」之一

滿清政府也昏庸到底，以賠銀50萬兩外，在和約中確定「日本此次聲稱為保護琉民而進兵入臺，中國不指為不是」，這是更大的損失，等於承認日本有權保護琉球，中國無形中喪失了對琉球的宗主國地位。同時展現在世界各國面前是大清帝國願意賠款，而不敢作戰。

於10月31日，由駐北京英國公使．威綏瑪（Thomas Wade）居中調停，和約成立，日軍在登陸地的龜山建碑紀念後，退出台灣。這件日本藉口牡丹社事件侵犯台灣，滿清政府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情況下於是告終。

但是，日本政府這次出兵台灣，然花小代價，就實際獲利龐大，並因此使圖謀台灣的野心更加熾烈，而成為後來佔據台灣的頭一個步驟。這牡丹社事件中可很清楚看到，拿起武器迫使敵人撤出台灣的，並不是滿清政府，也不是漢人系台灣人，而正是原住民系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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