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系列19-10】轟炸日本（10）

eric955168

原文－－轟炸日本（10）：饑餓而瘋狂的島國

2024-02-06 15：25 發佈於知乎

百里相澤

饑餓行動

李梅將軍一心想把他所有的飛行中隊派出去轟炸日本的城市；而尼米茲將軍卻又給他塞了個看上去不那麼正統的活計——在本州和九州之間的下關海峽佈設水雷，以阻止所有從日本本土前往沖繩島的援助。

其實早在幾個月前，尼米茲將軍就一直希望讓第20航空隊承擔起在日本的戰略性航道上佈雷的任務；可是從阿諾德將軍開始，沒有一個陸軍航空部隊的指揮官對此感興趣，他們一致認為：佈設水雷就是海軍的事情。

他們同樣記得，當（歐洲的）轟炸機被轉移到支持北非和諾曼第的軍事行動時，德國的那些戰略目標暫時逃過了一劫。

最終李梅還是不情不願地接下了佈雷的任務：既然這個任務無法推脫，那麼B-29部隊就必須做到最好。

李梅派出了第313大隊來專門執行這一項任務，行動代號——「饑餓行動」——他們打算在4月份佈設整整2000顆水雷。

原本僅僅是為了支援沖繩島戰役的戰術行動很快就名至所歸，並迅速擴大為整個戰爭期間規模最大的一次佈雷行動。

到了1945年的3月底的時候，日本人開戰時擁有的600萬噸商運船舶噸位已經縮水到了200萬噸，這主要是美國潛水艇部隊的功勞；而此時的日本已經被迫停止了所有太平洋方向的供給航線，僅有的12條航線全部集中在中國的東海、黃海和日本海。

這些航線主要用來運送從中國大陸掠奪的戰略物資和食品，並運輸調動的部隊；絕大多數的船隻會通過狹窄的下關海峽到達瀨戶內海的港口。

3月27日，第313大隊在海軍佈雷方面的專家指導下，向九州和本州之間的下關海峽投放了大約1000枚水雷。夜空中的B-29呼嘯而過，日本人的防空部隊完全沒有反應過來，首批投放的水雷是音響水雷和磁力水雷的混合品種，而讓日本掃雷部隊完全束手無策的壓力水雷很快也被投放了下來。

1顆掛在降落傘下的磁力水雷，水雷是由海軍提供的

美國人佈設的雷區先是集中在下關海峽，後來逐步擴展到日本的各個海港和近海航運線上；到了最後，不但九州和本州西岸的港口外面，甚至連朝鮮半島南部的沿海水面也成為雷區了。

雨點般的水雷突然落在這一航運要道上，讓日本人大吃一驚，他們根本沒有有效的應對手段。日本的掃雷艦艇不堪重負，它們缺乏足夠的設備和技能，只能找到其中一小部分水雷。有些水雷還安裝了巧妙的智慧起爆裝置，包括延時器和計數器，等到指定數量的船隻通過之後才會起爆（炸尾不炸頭）。

雖然佈雷行動對於B-29機組來講，是個「死氣沉沉的夜間工作」——對著基本上沒有抵抗和燈光的黑乎乎的海面扔水雷，偶爾的高射砲火會打破寂靜；但是這次的行動見效之快，還是讓第313大隊興奮不已。

就在4月份，18艘日本船隻沉入了水中；5月份，這個數字增加到了85艘，總計21.3萬噸的艦船被擊沉或者失去戰鬥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水雷擊沉日本人的艦隻的速度比潛艇部隊還要快——7月份又是一次大豐收：83艘船隻被炸沉，總計16.3萬噸。

日本地圖，基本上日本列島的港口和近海航線都成了雷區

日本人前前後後派出了349艘船隻，裝載著兩萬餘名平民去掃雷，每當他們初見成效時，一批批的「超級堡壘」又返回來扔下更多的水雷。

被佈雷的港口每次都會癱瘓5〜10天，在整個5月期間，平均每天都有80個貨運航次被封鎖在港口裡面。在無盡的絕望和混亂裡，許多日本商船的船長們試圖強行衝過雷區，並祈禱自己好運——然後連人帶船就這麼消失在了轟然升起的、巨大的白色水柱中。

「饑餓」行動最終向日本海域佈設了超過1.2萬枚水雷。

雖然這一行動的時間跨度僅限於太平洋戰爭的最後5個月，但它總共擊沉或炸殘了125萬噸船舶，占整個戰爭中日本船隻損失的9.3%。

行動是如此的成功，從1945年3月27日開始，沒有一艘大型船隻敢於在下關海峽航行；而到了夏至的時候，日本除了少量的食品外，所有原材料進口已經斷絕。

美國人付出的代價微乎其微：出動1528架次，只有15架B-29沒有返航。

根據戰後的調查，美國戰略轟炸調查組的分析人員總結，這一行動應該早點進行，而且應該投入更多的力量；而日本人的回答更加簡潔明瞭——「B-29投下的水雷是如此的有效，整個日本都被餓的要命」。

「我們還有什麼能吃的嗎？」

日本發動的戰爭是全部日本人的戰爭。

在漫長的戰爭期間，日本人一直忍受著食品不足的煎熬，婦女們在煤礦中吃力地揮舞著鎬頭，少年們在工廠裡長時間地工作，兒童和老人則挖掘松樹的根來做燃料，甚至連和尚們也被徵去從事軍事後勤服務。而他們所付出的一切，都是為了讓日本帝國在海外征戰的戰士們，能夠心無旁騖地去進行戰鬥。

雖然日本人在二戰期間的感受和其他的交戰國別無二致：商品短缺、定量供應、通貨膨脹、黑市猖獗，以及更長時間更大強度的勞動。但是1942年以來的一系列奇蹟般的勝利讓這個島國的上上下下都被衝昏了頭腦。

好景不長，1943年的夏天，戰爭打到了日本的家門口，失敗使一切都重新回到了原來的起點上；越來越多的資源被從民用經濟方面調去支援軍隊作戰，日本人所面臨的工作和生活壓力也就越來越大了。

向汽車燃料箱裡面添加木炭的司機，到了後來，木炭也不夠了。

雪上加霜的是，從1943年開始，美國潛艇構成的海上封鎖線逐步成形，日本龐大的商船運輸活動大受打擊，越來越多的原料和食品運輸受到了嚴重的影響。

儘管日本政府對於那些膽敢發佈日本失敗消息的新聞進行毫不留情的打壓，日本人還是越來越清楚地感覺到了他們在二戰中的失敗；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原來對著「大東亞聖戰」歡呼不已的人們只能在麻木的工作中倍受煎熬。

毫無疑問，填飽肚子是每個人所面臨的基本問題。饑荒暫時還沒有到來，但普通市民已經開始要花很大力氣才能找到足夠的吃的了。

從1943年開始，上百萬的日本人都面臨著食物短缺的痛苦；即使是在東京最熱鬧的區域，大部分的店鋪都已經關門了——1943年，東京有11000家商店由於缺乏商品而關了門——只有各處的食品店門口排起了長龍。

偶爾有那麼一兩家由日本政府經營的餐館成為了定量供應制度下的倖存者，那些下了班的工人們可以來這裡享受一頓很稀的燉菜飯——雜炊（注），可以讓他們短暫的回憶起戰前的時光（下圖）。

當那些在太平洋島嶼上服役的士兵們回到家鄉探親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吃驚於國內的巨大變化——比他們離開的時候糟糕多了。

那些記憶中喧鬧繁華的城市現在變得灰暗衰敗，而那些曾經健康、快樂的人們現在變得憂鬱而憔悴，他們忍受著匱乏和疾病去保證作戰人員能夠吃飽、穿暖。

人們很容易疲勞，也沒有力氣去應對每一天的勞作，然而與此同時，他們每天為了獲取食物而需要付出的努力卻開始壓倒其他一切。

遍地都是饑餓，而且是那種連續的，如附骨之疽一樣蝕人心肺的饑餓。它抽光了人們的力氣，摧毀了人們的健康。

政府配發的口糧只能提供戰前標準一半的能量，而官方口糧中那些沒有脫殼的稻子和其他的粗糙穀物經常使一家人都病倒了，因為人們的消化系統無法忍受這些過分粗糙的食物。

而到了1944年，美國人的毀滅性轟炸到來之前，食品匱乏已經成了一個困擾日本人的全國性難題。人們花費大量的時間排隊等著領口糧——每個日本家庭平均要花費5個小時以上領取或者尋找口糧——還經常領不到。

人們被迫把越來越多的時間用來搜尋食物，他們吃薊菜、艾蒿和蕪菁，以及一切地裡長出來的東西。他們學會了把撿來的橡子磨成麵粉，也無師自通地去捕捉流浪的貓和狗；而饑餓的力量，讓更多的原來衣著光鮮的人站在大街上向路過的人們乞討一點吃的東西。

日本人在東京的上野公園裡插秧

當日本人在1941年向美國開戰時，他們餐桌上的大米中有80%都是由日本的農民們自己生產的，而剩下的20%則是來自朝鮮和臺灣。而日本人的日常餐飲中的另外兩個重要的食品——醬油和豆腐，則是用從滿洲國進口（注）的黃豆製成的（所謂進口，大家都清楚是怎麼回事）。

在日本政府看來，戰時維持充足的大米供應完全不是問題——但是當戰爭規模擴大後，那些平時用來裝運大米和黃豆的船隻，全都被徵走去運輸軍隊和軍火了；而那些在田地裡辛勤勞動的青年們則被拉上了戰場；原來生產化肥的化學原料現在要優先用於生產炸藥。

至於農田嘛，兵工廠和飛機場更加重要啊——在戰爭期間，日本用於糧食生產的土地一共減少了8.5%。

當食品的進口數量下降後，政府為了彌補大米的供應不足，就向戰時的口糧米裡面摻入碎掛麵、麥粒、黃豆，或者甘薯，隨著戰爭的久拖不決，這些低等級替代品所占的比例也越來越高。

家庭主婦們不斷試驗著新的烹調方法，希望能夠讓這些混合物能夠變得可口一些；每當有人試驗出一個成功的做法，鄰里組之間就會迅速傳播開來。

但不是所有的試驗都能夠成功——有一種叫做「nukapan」的東西（日本人稱為「糠」），它是用小麥麵粉和上述混合物在油鍋裡翻炒而成——「看起來像好吃的蛋糕，但嘗起來卻是苦的，聞起來就像馬糞，你一吃就會哭。」

戰時的日本兒童在接受體檢，絕大多數兒童都嚴重營養不良

由於稻米的產量降到了1905年以來的最低值，民眾面臨饑荒的威脅，政府便出臺了一個計畫，打算把橡子製成食物：要求所有人齊心協力，收集高達30萬噸！的橡子；而已經疏散到了農村的小學生和老弱病殘人員，是完成該項計畫的主力。

日本政府每天的食物配給已經不足1500卡路里，而正常人一天的消耗熱量是2000〜3000卡路里；即便打了對折，這點配給的食物還無法保證能夠如期獲得。

相對於農村，城裡的人們過得尤其艱苦，一到星期天，便有數不清的人從城市擁入鄉村，公路和鐵路上都擠滿了城市居民，他們大包小包地提著自己的所有物品——和服、珠寶、傢俱等值錢的物件——到農村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換取蕪菁、包菜、紅薯和大米。

打算去鄉下的城市人，首先需要克服的就是能夠把人擠死的鐵路通勤——如同難民營的火車站裡，人們至少需要排幾個小時的隊才可能擠上火車——而呼嘯而過，嚴重超載的火車經常會沖過車站，就是害怕等車的人拼命擠上車。

疏散到鄉下的兒童在吃飯：一碗清湯，一碗豆飯

而登上火車的人們會發現自己被塞進了人堆，擠斷幾根肋骨已經不算什麼事兒了，時不時就會有嬰兒被悶死的新聞傳出來；車廂也是破舊不堪，骯髒無比。

而當一個城裡人歷盡千辛萬苦來到了鄉下，寧靜祥和的鄉村風光讓人恍若隔世。不過，這種好心情一般保持不了3分鐘——他們馬上就會被農民粗暴而貪婪的嘴臉驚呆了——奇貨可居的農民們一個個漫天要價，而且還要求買家要對他們畢恭畢敬。

然後，這些城裡人還得背上沉重的糧食（如果順利買到的話），再次回到火車站，像條狗一樣地再擠回去。

一名東京的倖存者在日記中沮喪的寫道：「我們先吃掉了媽媽的結婚禮服，然後又吃掉了自行車，接著是縫紉機，然後我們四處觀望，說著：『我們還有什麼能吃的嗎？』」

無盡的煎熬

很快，艱難的日子教會了那些平常老老實實的人們，要偷偷摸摸地籌畫著怎麼得到額外的口糧了——由於孕婦每天可以得到70克大米的增補量，聲稱懷孕的婦女數量一下子可疑地增多起來。

一位「懷孕的」婦女直接到領口糧隊伍的最前面去取她的那份特別配給品。但就在她離開的時候，一個墊子從她的衣服裡面掉了出來。面對周圍的女人們的怒駡，這個可憐的傢伙哭訴道，「她上有90歲的婆婆，下有7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最後，旁觀的人哄堂大笑起來——但從此之後，孕婦們都會受到仔細的檢查。

在滿洲的日本婦女集體下地幹活

而日本人弄到額外口糧的另外一個招數就是上報所謂的「幽靈人口」——天朝把自古以來類似的方法叫做「吃空餉」——這些人口包括已經去世的叔叔阿姨，已經辭退很久的傭人以及並沒有來的寄宿的學生（或者根本就沒有這麼號人）。

儘管警方一再警告，那些縱容虛報人口的鄰組頭目將會被投入監獄，但實際上，據估計發放給不存在人口的口糧仍然達到了100萬份之多。

而在日常生活的每個方面，物品緊縮的跡象都變得越來越明顯。因為被切斷了原料供應，日本曾經位列世界第3的紡織業遭到重創，日本人曾經打算從中國掠奪棉花進行生產，但是短絨的華北棉花並不適應他們的機器。政府被迫銷毀了超過800萬個的紡錘和25萬台織布機，而剩下的紡織廠，則開始生產一種被稱為「Sufu」的混合布料。

這種布的原料就是一丁點兒的棉花，加上大量的木漿和樹皮，然後把它們紡在一起；而為了解決羊毛供應的不足，就在其中加入了更多的破布、桑樹皮和山羊毛。

在戰爭期間，唯一一種日本能夠自給的紡織品估計出乎大多數讀者的意料——絲綢——原來幾乎全部出口的絲綢現在只能自產自銷了。日本的婦女們發現絲綢內衣這種二戰前聞所未聞的奢侈品現在不僅隨處可見，而且價格十分低廉。

日本的一張宣傳畫：號召大家節約每一枚鐵釘。實際上，民間獲得釘子的唯一辦法是從其他地方拔一顆出來。

但是在鞋子的供應上，就沒有這種便宜可以占了：軍隊對於皮靴的要求不斷上漲，民用鞋的生產完全停頓了；而所有的橡膠，都被用於生產飛機和卡車輪胎，這下子，日本人連膠底拖鞋也沒得用了。

日本老百姓唯一的選擇就是笨重的木屐，無論情不情願，大部分的人只好穿上這種「愛國鞋」，並且把戰前的最後一雙鞋保存起來，以備在特殊場合穿用。

隨著供應的日益短缺，黑市成為了日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黑市上，人們可以買到任何東西，特別是那些無法通過官方管道獲得的，容易變質的食品；黑幫和政府要員們相互勾結，大肆地收購囤積緊俏商品，然後再以高得驚人的價格賣出。

在1943年的時候，有一半的日本家庭在黑市上進行過採購，而到了1944年，東京的居民們就需要通過地下市場才能得到維持他們生命的10%的大米、35%的魚和65%的新鮮蔬菜。

到了1944年的中期，黑市價格和官方定價的差異大幅度擴大，幾乎所有類型的食物的黑市價格都達到了官方定價的10倍以上。

為了獲取貴重金屬，女中學生被組織起來從和服上抽取金線和銀線

大米的價格是政府價格的14倍，到了1944年的12月，大米的黑市價格漲到了官價的44倍，而且還在不斷上漲。

一塊肥皂，官方價格是0.1日元（2.3美分）拿到黑市上就賣到了20日元（4.60美元）。那些買不起黑市洗衣皂的家庭主婦們，改用一種由堿和洋槐樹莢果構成的混合物來洗衣服。

一袋重3.6公斤的白糖在官方管道中賣3.75日元（86美分），而當盟軍的海上封鎖切斷了從臺灣的白糖進口之後，在黑市上就漲到了1000日元（230美元）的天價。（注）

即使支付了天價，購買者們也不一定能夠保證得到自己的商品；不但有虎視眈眈的經濟警察在四處巡查，許多黑心的商販也在其中弄虛作假，他們慣於用黑泥冒充煤磚，用燻黑的樹棍充當黑炭，至於短斤少兩，大米裡面摻沙子，更是家常便飯。

而那些負擔不起黑市價格的人們，不得不採取各種權宜之計——在每天額定的4根火柴用光之後，主婦們就用燧石打火來做飯，她們學會了用碩大飽滿、含油豐富的松果來充當做飯的燃料。

煙民們在吸完了每天定量的6根香煙之後，就把茄子和柿子的葉子曬乾碾碎，卷在從書上撕下來的紙裡做成代替品來抽。而那些無酒不換的傢伙，則開始喝起了紅薯酒，因為這種紅薯酒十分有勁，以至於人們給它起了一個「爆彈」的外號，意思就是炸彈。

一個鄰組繪製的公告：天生自然捲的女士請走開。這是為了消滅奢侈的西式燙髮。

當然，日本的精英們不需要去和黑市販子們打交道，也不用排隊領口糧。特權階層（包括高級軍官、上層官僚以及實業家們）的成員們運用影響力在他們的房子裡儲滿了食品、酒類和其他的緊俏商品。一個人臉上和身上贅肉的多少足以衡量他所享有的特權，或者說是腐敗。

這些人在對普通大眾關閉的飯館裡吃飯，在大城市的藝妓館、酒吧和妓院裡繼續享樂，甚至到了1944年，上層社會家庭中仍然雇傭著60萬女僕和其他的僕役。

當軍事失敗的消息不斷傳回本土後，普通日本人對於有錢有權者的憎恨也與日俱增，許多人可能會奇怪，過得這麼煎熬的日本人為什麼不反抗呢？和其他的交戰國不同的是，日本在戰爭期間，有組織的反抗完全沒有，連任何形式的公開抱怨都沒有，他們說得最重的話無外乎就是——「勝利的陸軍和海軍應該享受特權，但是失敗者們就不應該期望受到優待了。」

實際上，日本人從頭到尾都表現出一副支援戰爭，不達目的絕不甘休的樣子。自從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的東三省以來，大部分的日本民眾已經習慣了戰爭，許多人並不覺得征服並奴役其他民族有什麼奇怪或者不妥的，聽到軍隊在海外戰鬥勝利的消息，他們還會熱血沸騰。

直到1944年的夏天以後，隨著塞班島的失守，B-29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天空中後，日本人才逐漸意識到，太平洋上的戰爭和中國大陸上進行的戰爭是截然不同的，和美國人的戰爭是一場全面戰爭，而且這個敵人有力量也有意願毀滅日本。

民間志願者在收集鋁製硬幣，這是製造飛機的材料

也就是從這個時間以後，日本人才開始在私下裡或者在個人日記裡質疑官方報導的可信度，隨之而來的就是漫天飛舞的流言蜚語。老百姓開始越來越擔心自己和國家的安全，儘管他們不敢公開的藐視和對抗政府，但是消極對抗的跡象越來越多。

日本的民眾在那些防空演習中越來越敷衍了事，拖拉、曠工、偷懶和裝病的情況在工作中也屢見不鮮。人們參加半強制性的愛國集會、遊行、送別出征新兵活動時的熱情已不復當年。

許多日本人開始盡可能地消極怠工。在一些工廠中，工人的缺勤率達到了25%，許多工人在春秋兩季未經許可就擅自離開，回到田裡去幫助耕種和收穫。有一些工人請假去幹家裡的雜活和處理私事，還有一些人在需要長途通勤去上班時，乾脆就待在了家裡。

但對於另外的一些工人來說，任何形式的反抗都是不可能的。這些不幸的工人就是66.7萬名朝鮮勞工和3.8萬名中國勞工，他們大多數是被強擄和誘騙而來，最終卻被當作奴隸使用。

每天，他們都要在荷槍實彈的守衛監視下，從事那些最苦最危險的勞動：碼頭裝卸，艱苦的建築工作、煉鋼以及挖煤。到了晚上，他們就會被鎖在勞動營裡面，四周是通電的柵欄。當所謂的兩年合同期滿了後，他們被告知，沒有船送他們回國——在戰爭期間，他們一直身陷地獄。

朝鮮勞工儘管受到了日本守衛的虐待，但由於他們算得上是日本帝國的二等臣民，受到的待遇還不是特別淒慘，遭遇最為悲慘的是中國人——警察告訴那些日本監工們說：「你對中國人越好，他們的要求就越多，也就越吊兒郎當。因此，你們完全不必心慈手軟，也不必寬宏大量。」

大部分的監工對待中國勞工特別殘忍，新來的中國勞工因為聽不懂日語，沒能第一時間做出反應時，這些監工就會用木棍抽打他們，任何膽敢躲閃的勞工，會被當場毒打到失去知覺。

在三池煤礦的一次事故中，幾十名中國勞工被大火困在了一個礦井中，煤礦經理甚至懶得進行任何救護行動——他封死了礦井的入口，就當沒有發生這回事，但是事後發現，還有13名日本人給可憐的中國勞工當了陪葬。

除了死於毒打和事故之外，有許多中國和朝鮮勞工完全是勞累致死。據估計，有超過6萬的朝鮮勞工死在了日本。而中國勞工的死亡人數超過了7000人，達到了總人數的17%。

1945年的6月，九州北部的花岡銅礦，因為對於殘酷的虐待和非人的工作條件忍無可忍，勇敢的中國勞工發動了暴動，日本的憲兵和警察動用一切手段鎮壓了這場暴動，許多人被活活打死……

注1：日式雜炊——日本的一種以湯、米飯為主料的菜品。做法類似湖南的「燙飯」，吃起來如同煮過的湯泡飯。

注2：日本人在東三省的武裝墾殖團，一直為日本政府提供著大量的物資。前前後後過去了20萬人。

注3：二戰前日元的購買力很強，1936年那會兒和美元的匯率大概是1美元：4.26日元；吃倆「蘑菇」（指1945年美軍投下兩枚原子彈）的時候大概是1：4.8。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