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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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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19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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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於 2022-2-18 00:27:1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本帖最後由 探馬 於 2022-2-18 03:05 編輯

    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賞析

          此詞作於開禧元年(1205)。當時,韓侂胄正準備北伐。賦閒已久的辛棄疾於前一年被起用爲浙東安撫使,這年春初,又受命知鎮江府,出鎮江防要地京口(今江蘇鎮江)。從表面看來,朝廷對他似乎很重視,然而實際上只不過是利用他那主戰派元老的招牌作爲號召而已。辛棄疾到任後,一方面積極佈置軍事進攻的準備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意識到政治鬥爭的險惡,自身處境的艱難,深感很難有所作爲。在一片緊鑼密鼓的北伐聲中,當然能喚起他恢復中原的豪情壯志,但是對獨攬朝政的韓侂胄輕敵冒進,又感到憂心忡忡。這種老成謀國,深思熟慮的情懷矛盾交織複雜的心理狀態,在這首篇幅不大的作品裏充分地表現出來,成爲傳誦千古的名篇,而被後人推爲壓卷之作(見楊慎《詞品》)。這當然首先決定於作品深厚的思想內容,但同時也因爲它代表辛詞在語言藝術上特殊的成就,典故運用得非常恰到好處;通過一連串典故的暗示和啓發作用,豐富了作品的形象,深化了作品的主題思想。

          詞以“京口北固亭懷古”爲題。京口是三國時吳大帝孫權設置的重鎮,並一度爲都城,也是南朝宋武帝劉裕生長的地方。面對錦繡江山,緬懷歷史上的英雄人物,正是像辛棄疾這樣的英雄志士登臨應有之情,題中應有之意,詞正是從這裏着筆的。

          孫權以區區江東之地,抗衡曹魏,開疆拓土,造成了三國鼎峙的局面。儘管斗轉星移,滄桑屢變,歌臺舞榭,遺蹟淪湮,然而他的英雄業績則是和千古江山相輝映的。劉裕是在貧寒、勢單力薄的情況下逐漸壯大的。以京口爲基地,削平了內亂,取代了東晉政權。他曾兩度揮戈北伐,收復了黃河以南大片故土。這些振奮人心的歷史事實,被形象地概括在“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三句話裏。英雄人物留給後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因而“斜陽草樹,尋常巷陌”,傳說中他的故居遺蹟,還能引起人們的瞻慕追懷。在這裏,作者發的是思古之幽情,寫的是現實的感慨。無論是孫權或劉裕,都是從百戰中開創基業,建國東南的。這和南宋統治者苟且偷安於江左、忍氣吞聲的懦怯表現,是多麼鮮明的對照!

          如果說,詞的上片借古意以抒今情,還比較軒豁呈露,那麼,在下片裏,作者通過典故所揭示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感慨,就更加意深而味隱了。

       這首詞的下片共十二句,有三層意思。峯迴路轉,愈轉愈深。被組織在詞中的歷史人物和事件,血脈動盪,和詞人的思想感情融成一片,給作品造成了沉鬱頓挫的風格,深宏博大的意境。

        “元嘉草草”三句,用古事影射現實,尖銳地提出一個歷史教訓。這是第一層。

          史稱南朝宋文帝劉義隆“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見《資治通鑑·宋紀》)。他曾三次北伐,都沒有成功,特別是元嘉二十七年(450)最後一次,失敗得更慘。用兵之前,他聽取彭城太守王玄謨陳北伐之策,非常激動,說:“聞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見《宋書·王玄謨傳》。《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載,衛青、霍去病各統大軍分道出塞與匈奴戰,皆大勝,霍去病於是“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封、禪,謂積土爲壇于山上,祭天曰封,祭地曰禪,報天地之功,爲戰勝也。“有封狼居胥意”謂有北伐必勝的信心。當時分據在北中國的元魏,並非無隙可乘;南北軍事實力的對比,北方也並不佔優勢。倘能妥爲籌畫,慮而後動,雖未必能成就一番開天闢地的偉業,然而收復一部分河南舊地,則是完全可能的。無如宋文帝急於事功,頭腦發熱,聽不進老臣宿將的意見,輕啓兵端。結果不僅沒有得到預期的勝利,反而招致元魏拓跋燾大舉南侵,弄得兩淮殘破,胡馬飲江,國勢一蹶而不振了。這一歷史事實,對當時現實所提供的歷史鑑戒,是發人深省的。辛棄疾是在語重心長地告誡南宋朝廷:要慎重啊!你看,元嘉北伐,由於草草從事,“封狼居胥”的壯舉,只落得“倉皇北顧”的哀愁。想到這裏,稼軒不禁撫今追昔,感慨萬端。隨着作者思緒的劇烈波動,詞意不斷深化,而轉入了第二層。

          稼軒是四十三年前,即紹興三十二年(1162)率衆南歸的。正如他在《鷓鴣天》一詞中所說的那樣:“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革錄,漢箭朝飛金樸姑。”那沸騰的戰鬥歲月,是他英雄事業的發軔之始。當時,宋軍在採石磯擊破南犯的金兵,完顏亮爲部下所殺,人心振奮,北方義軍紛起,動搖了女真貴族在中原的統治,形勢是大有可爲的。剛即位的宋孝宗也頗有恢復之志,起用主戰派首領張浚,積極進行北伐。可是符離敗退後,他就堅持不下去,於是主和派重新得勢,再一次與金國通使議和。從此,南北分裂就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而辛棄疾的鴻鵠之志也就無從施展,“只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同上詞)了。時機是難得而易失的。四十三年後,重新經營恢復中原的事業,民心士氣,都和四十三年前有所不同,當然要困難得多。“烽火揚州”和“佛狸祠下”的今昔對照所展示的歷史圖景,正唱出了稼軒四顧蒼茫,百感交集,不堪回首憶當年的感慨心聲。“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兩句用意是什麼呢?佛狸祠在長江北岸今江蘇六合縣東南的瓜步山上。永嘉二十七年,元魏太武帝拓跋燾南侵時,曾在瓜步山上建行宮,後來成爲一座廟宇。拓跋燾小字佛狸,當時流傳有“虜馬飲江水,佛狸明年死”的童謠,所以民間把它叫做佛狸祠。這所廟宇,南宋時猶存。詞中提到佛狸祠,似乎和元魏南侵有關,所以引起了理解上的種種歧異。其實這裏的“神鴉社鼓”,也就是東坡《浣溪沙》詞裏所描繪的“老幼扶攜收麥社,烏鳶翔舞賽神村”的情景,是一幅迎神賽會的生活場景。在古代,迎神賽會,是普遍流行的民間風俗,和農村生產勞動是緊密聯繫着的。在終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農民祈晴祈雨,以及種種生活願望的祈禱,都離不開神。利用社日的迎神賽會,歌舞作樂,一方面酬神娛神,一方面大家歡聚一番。在農民看來,只要是神,就會管生產和生活中的事,就會給他們以福佑。有廟宇的地方,就會有“神鴉社鼓”的祭祀活動。至於這一座廟宇供奉的是什麼神,對農民說來,是無關宏旨的。佛狸祠下迎神賽會的人們也是一樣,他們只把佛狸當作一位神祗來奉祀,而決不會審查這神的來歷,更不會把一千多年前的元魏入侵者和當前金人的入侵聯繫起來。因而,“神鴉社鼓”所揭示的客觀意義,只不過是農村生活的一種環境氣氛而已,沒有必要再多加研究。然而辛棄疾在詞裏攝取佛狸祠這一特寫鏡頭,則是有其深刻寓意;它和上文的“烽火揚州”有着內在的聯繫,都是從“可堪回首”這句話裏生髮出來的。四十三年前,完顏亮發動南侵,曾以揚州作爲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駐紮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嚴督金兵搶渡長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顏亮的影子。稼軒曾不止一次地以佛狸影射完顏亮。

      例如在《水調歌頭》詞中說:“落日塞塵起,胡騎獵清秋。漢家組練十萬,列艦聳層樓。誰道投鞭飛渡,憶昔鳴髇血污,風雨佛狸愁。”詞中的佛狸,就是指完顏亮,正好作爲此詞的解釋。佛狸祠在這裏是象徵南侵者所留下的痕跡。四十三年過去了,當年揚州一帶烽火漫天,瓜步山也留下了南侵者的足跡,這一切記憶猶新,而今佛狸祠下卻是神鴉社鼓,一片安寧祥和景象,全無戰鬥氣氛。辛棄疾感到不堪回首的是,隆興和議以來,朝廷苟且偷安,放棄了多少北伐抗金的好時機,使得自己南歸四十多年,而恢復中原的壯志無從實現。在這裏,深沉的時代悲哀和個人身世的感慨交織在一起。

          那麼,辛棄疾是不是就認爲良機已經錯過,事情已無法挽救了呢?當然不是這樣。對於這次北伐,他是贊成的,但認爲必須做好準備工作;而準備是否充分,關鍵在於舉措是否得宜,在於任用什麼樣的人主持其事。他曾向朝廷建議,應當把用兵大計委託給元老重臣,暗示以此自任,準備以垂暮之年,挑起這副重擔;然而事情並不是所想象的那樣,於是他就發出“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慨嘆,詞意轉入了最後一層。只要讀過《史記·廉頗列傳》的人,都會很自然地把“一飯鬥米,肉十斤,披甲上馬”的老將廉頗,和“精神此老健如虎,紅頰白鬚雙眼青”(劉過《呈稼軒》中語)的辛棄疾聯繫起來,感到他借古人爲自己寫照,形象是多麼飽滿、鮮明,比擬是多麼貼切、逼真!不僅如此,稼軒選用這一典故還有更深刻的用意,這就是他把個人的政治遭遇放在當時宋金民族矛盾、以及南宋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的焦點上來抒寫自己的感慨,賦予詞中的形象以更豐富的內涵,從而深化了詞的主題。這可以從下列兩方面來體會。

          首先,廉頗在趙國,不僅是一位“以勇氣聞於諸侯”的猛將,而且在秦趙長期相持的鬥爭中,他是一位能攻能守,猛勇而不孟浪,持重而非畏縮,爲秦國所懼服的老臣宿將。趙王之所以“思復得廉頗”,也是因爲“數困於秦兵”,謀求抗擊強秦的情況下,才這樣做的。因而廉頗的用舍行藏,關係到趙秦抗爭的局勢、趙國國運的興衰,而不僅僅是廉頗個人的升沉得失問題。其次,廉頗此次之所以終於沒有被趙王起用,則是由於他的仇人郭開搞陰謀詭計,矇蔽了趙王。廉頗個人的遭遇,正反映了當時趙國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和鬥爭。從這一故事所揭示的歷史意義,結合作者四十三年來的身世遭遇,特別是從不久後他又被韓侂胄一腳踢開,落職南歸時所發出的“鄭賈正應求死鼠,葉公豈是好真龍”(《瑞鷓鴣。乙丑奉祠舟次餘杭作》)的慨嘆,再回過頭來體會他作此詞時的處境和心情,就會更深刻地理解他的憂憤之深廣,也會驚歎於他用典的出神入化了。

          岳珂在《桯史·稼軒論詞》條說:他提出《永遇樂》一詞“覺用事多”之後,稼軒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實中餘痼。‘乃味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人們往往從這一段記載引出這樣一條結論:辛棄疾詞用典多,是個缺點,但他能虛心聽取別人意見,創作態度可謂嚴肅認真。而這條材料所透露的另一條重要消息卻被人們所忽視:以稼軒這樣一位語言藝術大師,爲什麼會”味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想改而終於改動不了呢?這不恰恰說明,在這首詞中,用典雖多,然而這些典故卻用得天衣無縫,恰到好處,它們所起的作用,在語言藝術上的能量,不是直接敘述和描寫所能代替的。就這首詞而論,用典多並不是辛棄疾的缺點,而正體現了他在語言藝術上的特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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